汴梁時月 第五百零二章 放榜(第1/2頁)

汴梁，陸府。

這幾天可以說把陸垚累得夠嗆。從考試結束後，到殿試的中間一共有五天的間隔時間，而陸垚用了四天的時間，帶著韓韞玉和曹菡完成了回門，雖說這個規距不得不遵守，但是陸垚倒是覺得，這幾天自己過得還算是不錯。除了在韓府和曹府有過短暫的不自在之外，和韓韞玉還有曹菡分別在汴梁閒逛的時間陸垚還是非常開心的。

而時間到了第五天，也就是放榜日。根據之前蘇軾、蘇轍還有曾鞏所說，這次的放榜形式和之前完全不一樣，趙禎選擇在內城外城區交界處的城牆，對外公佈這次殿試的最終成績排名。

宋初，參加殿試的考生總有三分之一至三分之二的人落第，每次取中多少人由皇帝臨時決定。有的人多次省試都透過了，卻在殿試中被落第，不免產生怨恨不滿，、這對統治階級是不利的。據說有個叫張元的考生，因為多次殿試都落第了，一氣之下竟然去投降西夏，這就反映出問題的嚴重性來了。至宋仁宗嘉佑二年(公元1057年更釀成考生鬧事事件。這一年是著名的宋代文學家歐陽修知貢舉，主持禮部省試。

歐陽修是宋代詩文.革新運動的領袖，他很不滿意當時的知識分子競相以僻詞怪句標榜，至使文風漸失淬樸。於是他透過這次科舉考試對當時社會上盛行的“一切險怪奇澀之文”大加貶抑。在放榜時，被當時社會淮崇的所謂“文章之士”沒有一個取中。於是這些人鼓譟起來，一夥淺薄文人還伺歐陽修上朝時聚眾斥罵他，連街上巡邏的兵卒都制止不住，還有一些人給他寫匿名信，鬧得不可開交。這固然反映了當時文學藝術上革新與保守的鬥爭，但從另一方面看，科舉考試落第對考生的前途確實有很大的影響。當時逗留在京師開封的科舉落第的舉子常有六七千人，遇到國家有事不能正常舉行科考時，就可能耽擱十幾年找不到????????????????出路。據說有些窮苦書生由於殿試落第無力還鄉而流落街頭，甚至投河自盡。這些對維持封建統治秩序是不利的，因此嘉佑二年(公元1057年，宋仁宗段式的時候便決定“凡與殿試者始免黜落”，這個安撫措施保證了所有參加殿試的舉子都能取得功名，這種做法以後就成為常制了。

禮部省試和皇帝殿試兒年舉行一次，宋初尚無定製。宋仁宗末年曾規定隔年舉行一次，宋英宗時又改為三年一次，但在具體實行時並不嚴格。

唐代以來，考中進士只是有了出身，即取得了做官的資格，若要得到官職，還須透過吏部的選試。宋代發生了變化，凡是省試、殿試透過以後，朝廷便立即授予官職。而且考在前等地很快就可以獲得高官。例如仁宗朝，共開科考試十三次，每次發榜的前三名共有三十九人，絕大多數都得到高官厚祿，沒有登上公卿位置的只有五個人。

宋代科舉考試的錄取名額也比以前擴大了很多。唐代每次進士及第的人不過二、三十人，宋朝時錄取名額擴大了十餘倍，一般總有二、三百人，最多時達到五、六百人。宋太宗雍熙二年(公元985年，除了正式錄取的名額以外，又在落第的考生中再進行一次考試，“於是由再試得官者數百人”。這一種做法在宋代不只一兩次，早在宋太祖開寶三年(公元970年就曾詔令錄取參加過十五次科考但都落第的貢士一百零六人，說他們“困頓風塵，潦倒場屋，學固不講，業亦難專，非有特恩，終成遐棄”。於是特賜本科出身。

宋太宗太平興國二年(公元977年，在錄取進士及諸科及第者三百餘人外，又取科考十至十五次落第者一百八十餘人並踢出身。後來對於在省試中多次落第的人另立名冊上報皇帝，准許他們陪同考生參加試，叫做“附試”，稱這些人為“特奏名”，這實際上決他們參加殿試提供了更多的機會。屬於特奏名的人，在附試最初是考論一道，宋神宗熙寧三年(公元1070年改為考問。特奏名的人數很多，例如宋真宗鹹平三年(公元1000年參加殿試的考生有八百四十人，而另外又有“特奏名”多型百餘人。末代科舉取人之寬實在可觀。甚至還有這樣的事:太宗時，有趙昌國上書要求應考百篇科，也就是一日之內亙作出百篇詩文。於是太宗允諾，為他出試題，擬了二十個令他以每個字為題賦五首律詩。結果他從早到天黑僅完成了十首，水平也不高。即便如此，太宗還是特踢及第，以勸來名皇帝這樣優待考生，大規模錄取考生，只能表明封建統治極力攏絡中小地主中的知識分子。

宋太宗太平興國二年(公元977年，在錄取進士及諸科及第者三百餘人外，又取科考十至十五次落第者一百八十餘人並踢出身。後來對於在省試中多次落第的人另立名冊上報皇帝，准許他們陪同考生參加試，叫做“附試”，稱這些人為“特奏名”，這實際上決他們參加殿試提供了更多的機會。屬於特奏名的人，在附試最初是考論一道，宋神宗熙寧三年(公元1070年改為考問。特奏名的人數很多，例如宋真宗鹹平三年(公元1000年參加殿試的考生有八百四十人，而另外又有“特奏名”多型百餘人。末代科舉取人之寬實在可觀。甚至還有這樣的事:太宗時，有趙昌國上書要求應考百篇科，也就是一日之內亙作出百篇詩文。於是太宗允諾，為他出試題，擬了二十個令他以每個字為題賦五首律詩。結果他從早到天黑僅完成了十首，水平也不高。即便如此，太宗還是特踢及第，以勸來名皇帝這樣優待考生，大規模錄取考生，只能表明封建統治極力攏絡中小地主中的知識分子。

宋朝人在評論當時科舉取數量之大時，曾經讚揚這是一種高明的統治手段。唐朝科舉士數量很小，所以有不少知識分子在不滿朝廷的腐敗政治時投入農民起義的反抗陣營中去。農民起義領袖王仙芝就是一落第進士。而宋朝採取廣開科舉入仕之門，“碑人人皆有覬覦錄取名額之外，又錄取大量的“特奏名”，“自是士之潦倒不第者，皆翩一官，老死不止。”顯然，擴大科舉取士數量，對於鞏固封建地主階級的統治的確是一種有效的辦法。然面，過著寄生生活的封建官吏數量越是龐大，廣大農民受到的壓迫和剝削也就越是深重。

宋太宗雍熙二年(公元985年，在省試時還採取對考官的親戚另行別試的做法，這與唐朝的別頭試是一樣的。北宋初年，凡國子監、開封府所舉送的貢士中，如果與所舉送的長官有親戚關係，則由國子監和開封府互相考試。宋真宗以後，改為另選派官員主持這些人的考試，也稱“別試”。宋仁宗時又規定，在地方舉行州試時，如果州官的親戚子弟是考生，或者考生離開原籍二千里地以外(若在二千里內，考生須回原籍考試，這些人另由轉運使(官名，掌一路或數路財稅，及監察地方官吏等職主持其考試，稱為類試，也稱別頭試，一般十人中取三人。宋仁宗時規定這種別頭試也須用彌封、謄錄，做法一如省試，一般七人中取中一人。

而因為趙禎這次採用了一個全新的形式進行放榜，所以，陸垚也不知道，這次殿試的錄取人數到底有多少，如果真的是幾百人的話，這放榜的時間肯定也會持續的比較長。不過，根據之前的考試情況來看，這次參加殿試的大多數考生，應該都沒有發揮的非常好，大家面對這種新形勢的考試都是手足無措的狀態，如果這樣來看，最後能夠透過考試的考生數量也不會太多才是。

正這麼想著，陳晨找到了在正廳中的陸垚，表示蘇軾、蘇轍、曾鞏已經到了陸????????????????府門口，要做什麼不用多說，就是跟陸垚一同去看放榜。這種大場面，陸垚決定帶著棠溪和陳晨一同去。

“距離放榜還有半個時辰呢，不用這麼著急吧。”上了馬車之後，陸垚問道。

蘇軾說道：“你如果再等一會兒過去的話，那城牆附近連站腳的地方都不一定有了，之所以這個時候去，是因為馬車現在過去還能停下。”

陸垚心說也是，像這種大場面，除了關心自己成績的人之外，其他的百姓們肯定也是會去到現場看熱鬧的，所以，還是提前去比較好些。

等到馬車到了地方後，陸垚一下來，就覺得蘇軾之前說的話非常有道理。的確，現在城牆之下就已經是人頭攢動了。而且，陸垚還看到了顧亮，他帶領的一部分士兵自然是要維持場上的秩序。

宋朝皇帝出行最別緻的一個交通工具就是輅，這個字和“路”同音，所以有時也寫做“路”。在周朝，就有王之五路的說法，“一曰玉路、二曰金路、三曰象路、四曰革輅、五曰木路”，在周朝之後的秦漢、魏晉、隋唐，輅就逐漸成為了皇帝出行的主要工具。以此為中心也衍生出了玉輅、金輅、象輅、革輅、木輅和大輅，據記載宋朝皇帝出行就時常乘坐玉輅，“玉輅，自唐顯慶中傳之，至宋曰顯慶輅，親 郊則乘之”。

到了南宋，在宋金議和的時候，金人就曾提議用玉輅載議和書，秦檜一口回絕了金人的要求，秦檜這樣說：“使人諭以玉輅非祀天不用，且非可載書”。所以到了這裡，玉輅不僅是宋朝皇帝的專屬座駕，還只能在祭祀大禮的時候使用。

宋朝明確規定了金輅的樣式：“朱質，飾以金塗銀；左右建太常、大旗及輪衣、絡帶等，色皆以黃；龍旗九斿，如《周官》金輅建大旗之制；駕馬以騧，飾樊纓五采九就”在史籍中同樣有許多宋朝皇帝乘坐金輅的記載，比如大中祥符元年（1008）十月宋真宗東封泰山時，“乘金輅，備法駕，至山門”。

除了金輅、玉輅之外，象輅、革輅、木輅也時常出現在皇帝的屁股下面，畢竟每個皇帝小金庫裡的錢有多有少。有的皇帝例如宋徽宗，腰包不是很鼓，就常坐革輅、木輅，也可能是因為宋徽宗走得路比較多，金輅太笨重。

除了輅之外宋朝皇帝出行的第二大類交通工具就是“輦”，這個輦並不像前面那個輅那麼少見，而這個輦的歷史卻同樣悠久。相傳在夏朝的時候就已經有輦這個東西了，說夏桀“十三年，遷於河南，初作輦”，在這個時期輦是一種利用人力拉著走的車子，是有輪子的，有點類似於我們熟悉的黃包車，也沒有窗戶啥的。到了秦朝，皇上坐這東西就有點不舒服了，畢竟路不平，索性去掉輪子，用人挽拉而行，一下子舒服了許多。

皇帝乘坐的輦，我們只介紹一種比較典型的，就是唐朝發明的芳亭輦。這種輦到了宋朝被列為皇帝專用輦，“紅羅繡鵝簾，內設御座等褥，長竿四，飾以金塗銅螭首”，極為奢華。除此之外還有逍遙輦、太平輦、鳳輦等等，各有各的特色，也各有各的用途。

接下來我們來介紹宋朝皇帝出行的第三種交通工具——輿，輿有一個其他工具無法比擬的優勢，那就是小巧，有一種小輿小巧的可以在宮殿間穿行，極為方便。同時在比較正式的場合，也有鑾輿、金輿，在南宋詩人劉克莊的詩中就有：“惟應駐馬坡頭月，曾見金輿夜納涼”。

作為國家最高身份象徵的皇帝，出行自然要與眾不同，得體現出統治者的尊嚴與氣勢。在不同朝代中，因為社會文化的不同，各個皇帝出行時的形式也不一樣，而這在宋朝的時候出現了很大不同。

不管是出行時候的隨從，還有出行之前的準備工作都非常雜亂。這一點在南宋高宗還未確定國都時特別明顯。

宋朝皇帝的出行要嚴格遵守禮制，所以需要準備的東西就特別多。東西一多，花費自然也就上去了，再加上出行時各種賞賜下去的金錢，宋朝皇帝出行一趟的開銷也是一筆鉅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