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梁時月 第一百四十四章 孔孟之道(第2/2頁)

論語》既是語錄體又是若干斷片的篇章集合體。這些篇章的排列不一定有什麼道理；就是前後兩章間，也不一定有什麼關聯。而且這些斷片的篇章絕不是一個人的手筆。《論語》一書，篇幅不多，卻出現了不少次的重複的章節。其中有字句完全相同的，如“巧言令色鮮矣仁”一章，先見於《學而篇第一》，又重出於《陽貨篇第十七》；“博學於文”一章，先見於《雍也篇第六》，又重出於《顏淵篇第十二》。又有基本上是重複只是詳略不同的，如“君子不重”章，《學而篇第一》多出十一字，《子罕篇第九》只載“主忠信”以下的十四個字；“父在觀其志”章，《學而篇第一》多出十字，《里仁篇第四》只載“三年”以下的十二字。還有一個意思，卻有各種記載的，如《里仁篇第四》說：“不患莫己知，求可為也。”《憲問篇第十四》又說：“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衛靈公篇第十五》又說：“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如果加上《學而篇第一》的“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便是重複四次。這種現象只能作一個合理的推論：孔子的言論，當時弟子各有記載，後來才彙整合書。

《論語》的作者中當然有孔子的學生。《論語》的篇章不但出自孔子不同學生之手，而且還出自他不同的再傳弟子之手。這裡面不少是曾參的學生的記載。如《泰伯篇第八》第一章：“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啟予足！啟予手！《詩》雲，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又如《子張篇第十九》：“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歟，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歟，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這一段又像子張或者子夏的學生的記載。又如《先進篇第十一》的第五章和第十三章：“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閔子侍側，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孔子稱學生從來直呼其名，獨獨這裡對閔損稱字。有人說，這是“孔子述時人之言”，崔述在《論語餘說》中對這一解釋加以駁斥。這一章可能就是閔損的學生所追記的，因而有這一不經意的失實。至於《閔子侍側》一章，不但閔子騫稱“子”，而且列在子路、冉有、子貢三人之前，都是難以理解的，以年齡而論，子路最長；以仕宦而論，閔子更趕不上這三人。他憑什麼能在這一段記載上居於首位而且得著“子”的尊稱呢？合理的推論是，這也是閔子騫的學生把平日聞於老師之言追記下來而成的。

《論語》一書有孔子弟子的筆墨，也有孔子再傳弟子的筆墨，其著作年代有先有後。崔述《洙泗信錄》斷定《論語》的少數篇章的“駁雜”。從詞義的運用上可反映出《論語》的著筆先後間相距或者不止於三、五十年。

《論語》作為儒家經典，其內容博大精深，包羅永珍，《論語》的思想主要有三個既各自獨立又緊密相依的範疇：倫理道德範疇——仁，社會政治範疇——禮，認識方法範疇——中庸。仁，首先是人內心深處的一種真實的狀態，這種真的極致必然是善的，這種真和善的全體狀態就是“仁”。孔子確立的仁的範疇，進而將禮闡述為適應仁、表達仁的一種合理的社會關係與待人接物的規範，進而明確“中庸”的系統方法原則。“仁”是《論語》的思想核心。

《論語》反映了孔子的教育原則。孔子因材施教，對於不同的物件，考慮其不同的素質、優點和缺點、進德修業的具體情況，給予不同的教誨，表現了誨人不倦的可貴精神。據《顏淵》記載，同是弟子問仁，孔子有不同的回答，答顏淵“克己復禮為仁”（為仁的表現之一為克己復禮，有所不為）；答仲弓“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就己與人之間的關係，以欲施做答，欲是個人的主觀能動性之取捨，施是個人主觀能動性的實踐，用好心壞心來說，要防止好心辦壞事，就要慎施）；答司馬牛“仁者其言也訒”。顏淵學養高深，故答以“仁”學綱領，對仲弓和司馬牛則答以細目。又如，孔子回答子路和冉有的同一個問題，內容完全不同。答子路的是：“又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因為“由也兼人，故退之”。答冉有的是：“聞斯行之。”因為“求也退，故進之”。這不僅是因材施教教育方法的問題，其中還飽含孔子對弟子的高度的責任心。

《論語》多為語錄，但都辭約義富，有些語句、篇章形象生動。如《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不僅篇幅較長，而且注重記述，算得上一篇結構完整的記敘文，人物形象鮮明，思想傾向透過人物表情、動作、對話自然地顯露出來，具有較強的藝術性。

孔子是《論語》描述的中心，“夫子風采，溢於格言”（《文心雕龍·徵聖》）；書中不僅有關於他的儀態舉止的靜態描寫，而且有關於他的個性氣質的傳神刻畫。此外，圍繞孔子這一中心，《論語》還成功地刻畫了一些孔門弟子的形象。如子路的率直魯莽，顏回的溫雅賢良，子貢的聰穎善辯，曾皙的瀟灑脫俗等等，都稱得上個性鮮明，能給人留下深刻印象。

《論語》的主要特點是語言簡練，用意深遠，有一種雍容和順、紆徐含蓄的風格。還有就是在簡單的對話和行動中展示人物形象。同時語言淺近易懂，接近口語，也是一個特點。

《論語》是儒家經典之一。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論語》被尊為“五經之輨轄，六藝之喉衿”，是研究孔子及儒家思想尤其是原始儒家思想的第一手資料。南宋時朱熹將《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合為“四書”，使之在儒家經典中的地位日益提高。元代延祐年間，科舉開始以“四書”開科取士。此後一直到清朝末年推行洋務運動，廢除科舉之前，《論語》一直是學子士人推施奉行的金科玉律。

《論語》進入經書之列是在唐代。“到唐代，禮有《周禮》《儀禮》《禮記》，春秋有《左傳》《公羊》《穀梁》，加上《論語》《爾雅》《孝經》，這樣是十三經。”北宋政治家趙普曾有“半部《論語》治天下”之說。這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此書在中國古代社會所發揮的作用與影響之大。

《論語》中保留了一些人們對孔子師徒的批評諷刺，有的作了辯駁，有的沒有回答。其駁議辯難部分對後世很有影響，如《答客難》等設為主客問答進行辯難的小賦，都從《論語》受到啟發；其自我解嘲部分，表現了儒家對自我價值的肯定，對“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積極奮進精神的讚揚。

《論語》成書於戰國初期。因秦始皇焚書坑儒（古時稱為方術士，擅長祭祀，算命等），到西漢時期僅有口頭傳授及從孔子住宅夾壁中所得的本子，計有三種不同的本子：魯人口頭傳授的《魯論語》二十篇；齊人口頭傳授的《齊論語》二十二篇，其中二十篇的章句很多和《魯論語》相同，但是多出《問王》和《知道》兩篇；從孔子住宅夾壁中發現的《古文論語》（即《古論語》）二十一篇，也沒有《問王》和《知道》兩篇，但是把《堯曰篇》的“子張問”另分為一篇，於是有了兩個《子張篇》，篇次也和《齊論》《魯論》不一樣，文字不同的計四百多字。

《魯論語》和《齊論語》最初各有師傳，到西漢末年，安昌侯張禹先學習了《魯論語》，後來又講習《齊論語》，於是把兩個本子融合為一，但是篇目以《魯論語》為根據，“採獲所安”，另成一論，稱為《張侯論》。張禹是漢成帝的師傅，其時極為尊貴，所以他的這一個本子便為當時一般儒生所尊奉，後漢靈帝時所刻的《熹平石經》就是用的《張侯論》。此本成為當時的權威讀本，據《漢書·張禹傳》記載：“諸儒為之語曰：‘欲為《論》，念張文。’由是學者多從張氏，餘家寢微。”《齊論語》《古論語》不久亡佚。東漢末鄭玄又以“張侯論”為底本，參照《齊論》《古論》作《論語注》，遂為《論語》定本。

說完論語，我們再來看看《孟子》。

《孟子》是儒家的經典著作，戰國中期孟子及其弟子萬章、公孫丑等著。最早見於趙岐《孟子題辭》：“此書，孟子之所作也，故總謂之《孟子》”。《孟子》被南宋朱熹列為“四書”（另外三本為《大學》《中庸》《論語》）。

《漢書·藝文志》著錄《孟子》十一篇，現存七篇十四卷。總字數三萬五千餘字，260章。相傳另有《孟子外書》四篇，已佚（今本《孟子外書》系明姚士粦偽作）。書中記載有孟子及其弟子的政治、教育、哲學、倫理等思想觀點和政治活動。古代考試主要考“四書”與“五經”。

孟子的出生距孔子之死（公元前479）大約百年左右。關於他的身世，流傳下來的已很少，《韓詩外傳》載有他母親“斷織”的故事，《列女傳》載有他母親“三遷”和“去齊”等故事，可見他得力於母親的教育不少。據《列女傳》和趙岐《孟子題辭》說，孟子曾受教於孔子的孫子子思。但從年代推算，似乎不可信。《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說他“受業子思之門人”，這倒是有可能的。無論是受業於子思也罷，子思門人也罷，孟子的學說都受到孔子思想的影響。所以，荀子把子思和孟子列為一派，這就是後世所稱儒家中的思孟學派。

和孔子一樣，孟子也曾帶領學生遊歷魏、齊、宋、魯、滕、薛等國，並一度擔任過齊宣王的客卿。由於他的政治主張也與孔子的一樣不被重用，所以便回到家鄉聚徒講學，與學生萬章等人著書立說，“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記·孟子荀卿列傳》）我們所見的《孟子》七篇，每篇分為上下，約三萬五千字，一共二百六十章。

但《漢書.藝文志》著錄“孟子十一篇”，比現存的《孟子》多出四篇。趙岐在為《孟子》作注時，對十一篇進行了鑑別，認為七篇為真，七篇以外的四篇為偽篇。東漢以後，這幾篇便相繼失佚了。趙岐在《孟子題辭》中把《孟子》與《論語》相比，認為《孟子》是“擬聖而作”。所以，儘管《漢書.文藝志》僅僅把《孟子》放在諸子略中，視為子書，但實際上在漢代人的心目中已經把它看作輔助“經書”的“傳”書了。

漢文帝把《論語》《孝經》《孟子》《爾雅》各置博士，便叫“傳記博士”。到五代後蜀時，後蜀主孟昶命令人楷書十一經刻石，其中包括了《孟子》，這可能是《孟子》列入“經書”的開始。後來宋太宗又翻刻了這十一經。到南宋孝宗時，朱熹編《四書》列入了《孟子》，正式把《孟子》提到了非常高的地位。元、明以後又成為科舉考試的內容，更是讀書人的必讀之書了。

《孟子》一書共七篇，是戰國時期孟子的言論彙編，記錄了孟子與其他各家思想的爭辯，對弟子的言傳身教，遊說諸侯等內容，由孟子及其弟子（萬章等）共同編撰而成。《孟子》記錄了孟子的治國思想、政治策略（仁政、王霸之辨、民本、格君心之非，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和政治行動，成書大約在戰國中期，屬儒家經典著作。

其學說出發點為性善論，主張德治。南宋時朱熹將《孟子》與《論語》《大學》《中庸》合在一起稱“四書”。自從宋、元、明、清以來，都把它當做家傳戶誦的書。就像我們的教科書一樣。

孟子》是四書中篇幅最長，部頭最重的一本，有三萬五千多字，直到清末都是科舉必考內容。《孟子》這部書的理論，不但純粹宏博，文章也極雄健優美。（五經：《詩》《書》《禮》《易》《春秋》）《孟子》是記錄孟軻言行的一部著作，也是儒家重要經典之一。篇目有：（一）《梁惠王》上、下，（二）《公孫丑》上、下，（三）《滕文公》上、下，（四）《離婁》上、下，（五）《萬章》上、下，（六）《告子》上、下，（七）《盡心》上、下。

《孟子》行文氣勢磅礴，感情充沛，雄辯滔滔，極富感染力，流傳後世，影響深遠，成為儒家經典著作之一。

《史記·孟荀列傳》：“孟軻所如不合，退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謂《孟子》七篇由孟軻自作，趙岐《孟子題辭》曰：“此書孟子之所作也，故總謂之《孟子》。”又曰：“於是退而論集，所與高弟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答問，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書七篇。”此亦主孟子自撰。

清閻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亦以孟子自作是，且曰：“《論語》成於門人之手，故記聖人容貌甚悉。七篇成於己手，故但記言語或出處耳。”但考諸《孟子》，孟軻所見時君如梁惠王、梁襄王、齊宣王、鄒穆公、滕文公、魯平公等皆稱諡號，恐非孟子自作時所為也；又記孟子弟子樂正子、公都子、屋盧子皆以“子”稱，也斷非孟子之所為，其編定者極可能是孟子的弟子。成書大約在戰國中期。

《孟子》的語言明白曉暢，平實淺近，同時又精煉準確。作為散文，《孟子》長於論辯，更具藝術的表現力，具有文學散文的性質。其中的論辯文，巧妙的運用了邏輯推理的方法，孟子得心應手地運用類比推理，往往是欲擒故縱，反覆詰難，迂迴曲折的把對方引入自己預設的結論中，如《梁惠王下》。

氣勢浩然是《孟子》散文的重要風格特徵。這種風格源於孟子人格修養的力量。具有這種浩然之氣的人，能夠在精神上壓倒對方，能夠做到藐視政治權勢，鄙夷物質貪慾，氣概非凡，剛正不阿，無私無畏。《孟子》中大量使用排偶句、疊句等修辭手法。來增強文章的氣勢，使文氣磅礴，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御。

《孟子》當中主要的學說要點分為很多。

政治思想：民本說： 孟子指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認為政府要保障人民的利益，君主應以愛護人民為先決條件。因此，天命在於民心而不在於君主，若君主無道，人民便可推翻他； 但若君主有旨，人民便應謹守崗位。

法先王：孟子主張行仁政，必須效法先王(堯、舜、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的王道統治政治，這樣便能把仁政施行於天下。

仁政與王道 ：孟子主張施行仁政，必須先有仁心，然後方推行仁政。孟子認為人有不忍之心，乃有不忍人之政。仁政，是統一天下者必具備的條件。而仁政的具體表現，就是使國家給百姓安居樂業的王道，要實行王道，又要尊賢使能。

德治觀念：孔子論“仁”，是自覺的道德； 孟子的“仁”，則兼具教化的功能。君主應培養出德性，這是施行仁政的條件，故主張“有德者執政”。反對霸政 孟子提倡以德服人的仁政，反對武力服人的霸政，目的在減輕民生痛苦，緩和社會矛盾，故孟子主張“王道政治”，反對霸力服人。恢復井田制度 孟子認為理想的經濟制度是“井田制度”。“井田制度”即土地為國家公有，國家授田人民耕種，但人民亦要助耕公田，當作納稅，因此，農民便有“恆產”(恆常固定的田產，國家自會安定。

教育主張：孟子認為要“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提倡人格和道德教育。他說：“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而且，孟子認為修養是求學的基點，但又認為人善性，是無法從外在培養(教育只可起感化作用，最終都要憑自己的思考來達致。修身方法上，主張自由發展，因勢利導。

此外，孟子也十分重視學習環境，置學子於優良環境中，施以自發的教育，方能成功。孟子學說對後世的影響啟發宋明理學。 孟子提出“內聖之學”指出人的天性是善良，只要每人擴充善性，壓抑物慾之性，自身反省。這種內省的修養方法，成為後世儒家思想的主流。程顥、程頤、陸九淵、王陽明等宋明理學家，都是繼承孟子這方面的學說。

民本思想：孟子的民本思想，行仁政的主張，一切以民心向背為標準。這套革命理論，成為中國傳統政治理論的創見，雖然此說缺乏現代的民主精神，卻成為傳統治制度中，抑制君權的合理性淵源。孟子“為民制產”的主張，更成為歷代經濟制度的最高理想，如隋唐的均田制。

“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認為君主應以保民為先，為政者要保障人民權利。孟子贊同若君主無道，人民有權推翻政權。 正因此原因，《漢書》「藝文志」僅僅把《孟子》放在諸子略中，視為子書，沒有得到應有的地位。到五代十國的後蜀時，後蜀主孟昶命令人楷書“十一經”刻石，其中包括了《孟子》，這可能是《孟子》列入「經書」的開始。到南宋孝宗時，朱熹將《孟子》與《論語》、《大學》、《中庸》合在一起稱“四書”，併成為“十三經”之一，《孟子》的地位才被推到了高峰。明太祖朱元璋因不滿孟子的民本思想，曾命人刪除《孟子》中的有關內容。

看來，陸垚要學習的，果然是一個龐大的知識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