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未解憶長安(第2/2頁)

西北邊區政府實行農村合作化改革，為了保證社會公平和尊重私人財產，鼓勵原來的地主們用土地置換公有的企業股票，或者用土地向銀行抵押換取工業企業的創業基金，有幾位秦省計程車紳們就以土地獲取了創業基金，與博山信成廣合夥，開設了玻璃廠。西北邊區政府的工業政策是鼓勵地主向企業主轉化的，西北邊區政府認為自由市場經濟是一種高效率的經濟，政府在經濟和產業發展中是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對於那些資金投入大，回收週期長、操作技術性強複雜的專案，比如合金鋼的科研開發，比如白銀礦山的開發、車床廠、齒輪廠等，都是政府操刀；對於如腳踏車、玻璃等輕工業產品或者民用建築業等，政府放手讓私營企業去開發。這取得了良好效果。比如信成廣玻璃廠，就迅速發展起來，現在徐老闆已經舉家從山東搬到了韓城居住，而且還開設了一座耐火材料廠，繼續和那幾位秦省的地主們（現在已經是企業主啦，作玻璃賺錢比收租子快得多）合作，雄心勃勃要吃下秦省正在陸續開張的幾家鋼鐵廠的耐火材料生意。

坐在充滿了異國風情的酒吧裡，享受著西北十年以來現代化建設的產品，徐永昌心中百感交集。徐永昌和俞大維不一樣，他1925年就和劉琨一起帶兵進入過長安，當年的長安可不是現在這副模樣，徐永昌到現在還記得民國14年時候刊登在長安本地小報上面一篇本地文人戲說長安民俗的文章，大致是這樣寫的：

長安，因處在高原之地，飲水方面，非常困難。往往打井三十丈，還不見水，即或有水，也是鹹（鹹）的不得拿來喝，所以家家固然都有井，而天天飲水，依然要出去買。唯其水是這樣困難，所以去買水，而水的價錢也特別貴，平均每擔水非要五十六錢不可。至於自來水，那更談不到了。

長安的酒，本地制的，火酒質太多，外邊來的，又特別貴。記得有一天在一個清真的“西來堂”吃飯，喝了一瓶五星啤酒，算帳的時節，他開了一元五角八分。當時我覺得非常之怪，後來看到了瓶子，卻然怪了——瓶子上的稅票都貼滿了！茶葉也非常之貴。大約長安的日用物品的來源，差不多是來自隴海路，而交通又這樣不便，自然難怪其昂貴了。

至於吃的方面，長安本地人，一如蜀黔一帶的講究“辣”食，而又加上“酸”。

舉一個例子：長安人吃麵條的法子，是把麵粉灘成餅的樣子，用蒸籠蒸熟（？），切成細條，然後再用“醋”和“辣子末”煮起來，結果，又酸又辣。外地人，殊難下嚥。其他，也多不能為外人享用的東西！

長安的戲園子，也有幾個，可是裝置方面，都是因陋就簡，還不如北平的天橋。

至於本地的戲都是秦腔。曾經到過北平的秦省“易俗社”，在長安市上的魔力不小。可是當地人對於自己的秦腔，並不表示怎麼樣熱烈的歡迎，而對於西皮一簧的“京腔”，卻又相當的賞鑑。不過在長安市上雖然也間或有唱京腔的，多半是來自豫省的末路角色與夫一二供職於機關上的“票友”而已。

電影院，只有南苑（院）門的一家，叫做“阿房宮”。名字漂亮極了，可惜裝置方面同所演的片子，糟到了不可言狀，最大的毛病，乃是電力不足。因為長安城沒有電燈，而南苑（院）們一帶是商業中心，所以這一家阿房宮電影院，便作起投機事業。一架小小的磨電機，除掉自己演電影之外，兼供給南苑（院）門一帶鋪戶用電，所以鋪戶的電燈既不明亮，而電影演起來，更覺感光之不足了。

長安城的鴉片是“公吸”“公賣”的制度，就是十二三歲的小孩子，也都會吸鴉片。朋友見面，互以鴉片相讓，其殷勤態度，實過於讓香菸者數倍。假如有一個人，不會抽鴉片，那末他們認為奇人之談，同時發出一種疑問：“為什麼不會吸鴉片？那是頂上的補品呢！”統塞長安市上的，都是***的鋪子。談到價錢，便宜極了，一塊錢平均可以買到四兩以至六兩之多。***的鋪子門前，都懸著一個小方燈，四面，一面一個字，是“清水淨煙”——意思是不摻菸灰。最著名一家，稱作“歪十字”。每天清晨，老太太小姐們，提著小筐子，擠在那裡去買。這個五十錢，那個三十錢。買的人真是多得不得了！旁邊的煙店，比櫛的都是，但都要擠到“歪十字”去買。還有，長安城中，下街收買“菸灰”的，非常之多，只要你到長安去，便可以使你看到，提著筐子的小販，筐裡面放著煙燈，煙桿……之類，同時口裡喊著：“菸灰呀！菸灰呀！”。菸灰拿來賣錢也可以，拿來換煙具也可以，這真是一種特殊的買賣！

推其長安煙風之所以如是之盛，唯一的答案乃是由“煙稅”的關係！所以本地人譬如有田地一頃，那末他要種八十畝煙，只拿二十畝來種糧。你如果問他：“為何如此？”他說的好：“先要解決我這一年的煙的問題之後，再來談吃飯吧！”所以本地的糧食都要仰仗於外省。

長安本地人的生活，本沒什麼稀奇的地方，不過他們有一種特別的風俗，乃是“裝乞丐”。 長安的乞丐，多得不得了，但是這些乞丐，多半都是有產之家，因為避免當地土匪的援亂起見，不得不來“裝窮”，所以他們身懷煙具，沿街乞討。討來的飯，便吃，討來錢，便買菸抽。這種現象，很是特別，然亦可見長安附近之匪熾了。

這就是民國十四年徐永昌看到的長安，要不是他自己親身經歷了前後兩個長安的變化，他無論如何不會相信這是同一個城市。徐永昌去金陵軍事委員會任職之前，曾經在晉綏相繼擔任政府職務，晉綏與西北邊區關係不錯，經常互相學習，徐永昌也曾經來長安參觀考察市政經濟民生情況，他知道現在的長安，鴉片早已被禁絕了，原來的煙鋪被各種雜貨鋪、書報亭代替。二五計劃剛開始長安自來水公司就為市民提供了生活用水，市政照明均改為電燈，整潔的街道邊沒有乞丐的蹤跡，西北嘎斯汽車公司生產的公交車輛不時駛過，伴隨它們的是大隊的腳踏車。

長安市內道路用的都是國內罕見的煤渣路，三十年代只有金陵的中山路是瀝青鋪路，煤渣路算是很高檔了。三十年代華夏國由於沒有石化工業，瀝青來源要靠進口，好在西北有著玉門油田、酒東油田、青西油田這些原油產地，合資的西北美孚石化公司有著很大規模的煉油廠和配套石化廠，瀝青產量有一定保證，但是都用來修築戰略公路了，軍事委員會總是有著奇怪的想法，比如來自綏遠西部的參政員就揭發軍方他們用瀝青修建了從定遠營到外蒙古的公路（蘇聯的軍事援助通道），你說那荒原上的路，有誰走啊？長安市政建設委員會對此頗有微詞，他們覺得市內的道路不如荒郊野外的公路好，實在豈有此理。但是西北軍政長官公署對西北路網建設有指導權，他們堅持軍事優先，別人也沒辦法。話說回來即使是煤渣路，也是華夏民國內一流的市政道路了。

衣食住行是看一個城市進步的標杆，西北邊區的工業改變了長安人的這一切。對於外地來到長安的人而言，長安的交通是給他們印象最深刻的。長安人頗以自己方便的市內交通為自豪，首先是路好；其次是長安人有車，腳踏車。腳踏車在長安的普及，是西北工業特區的功勞。民國三十年代的腳踏車是很貴的。

老作家流沙河先生在其著作《為成都人叫魂》中回憶說，抗戰前一輛腳踏車在成都要賣一百五十塊大洋，是一個壯年勞力三年的工錢，相當於一箇中學特級教師五個月的工資。

原因很簡單，民國時代沒有完全國產的腳踏車。截止1949年，即使是在腳踏車製造工業最為發達的上海市，也沒有一家車廠造得出齒輪、牙盤等關鍵零件，大家只能生產車架、車把、鏈條、鞍座、腳踏、輻條，核心部件仍需從美國國進口，然後再配以國產零件，組裝成一輛號稱“國貨”的腳踏車。

在這個時空，韓城和酒泉工業特區裡有著大量的為汽車、化工配套的機械加工企業，對於能做汽車變速箱配套的齒輪加工廠而言，腳踏車的齒輪簡直是小菜一碟，而韓城、酒泉的鋼鐵廠又解決了腳踏車的原材料問題，於是不少頭腦靈活的江浙企業家就看中了酒泉腳踏車的生產潛力，後來風行全國的永久、神行太保等腳踏車廠家，蜂擁而至開設工廠，從而在韓城形成了一個齊備的腳踏車產業鏈。完全國產化後，腳踏車的生產能力僅僅受到了市場需求的限制，腳踏車具備了工業化生產能力後，成本迅速下降，透過玉潼鐵路和隴海鐵路，迅速行銷全國。

神行太保腳踏車廠是經營最靈活的一家，他們推出了木蘭腳踏車，針對女性或學生的車型，走平價路線，把價格一下子打到30大洋以下，頓時風靡全國。木蘭腳踏車推出的民國二十四年是被媒體驚呼為腳踏車元年。西北產的腳踏車在上海市熱賣，連當時的電影明星都不能免俗，當時的報紙寫道：

備一部包車，要用一個車伕，實在吃勿消，因此自由車（作者注：民國時代腳踏車的別稱）威風了起來，連得陳雲裳兩腿之間騎馬勢一擺，也踏起腳踏車來了。陳雲裳有啥花頭？顧蘭君總歸要軋回臺型，汽車束諸高閣，看見陳雲裳學腳踏車，馬上閃電似的甩四十塊錢買了一部七八成新的自由車，渾身西裝打扮，墨黑一副眼鏡，在《白蘭花》拍攝時就出現了，踏進踏出，真個是神氣活現。劉瓊也騎了一輛車子湊熱鬧。嶽老爺一看，腳踏車踏得遠，東打聽，西打聽，花了一百塊錢，和人家研究價錢，也買了一部腳踏車。

長安市民們作為最接近韓城、酒泉工業特區的都市消費人群，自然近水樓臺先得月，各大腳踏車廠在長安都有完善的銷售和服務網路，於是很快，腳踏車就普及開了。

腳踏車車型有男車和坤車之分。男車有橫樑，坤車是彎梁，為的是女士穿旗袍、裙子方便上下車。騎腳踏車還有兩個約定俗成的“講究”：騎男車的要穿著休閒式西服，不能打領帶。騎坤車要穿毛料子長衫，底下是西服褲子、皮鞋，女士多講究穿短款裙子。當時的長安還出現過“玩車一族”，也就是把腳踏車捯飭得非常漂亮。有的在車把上裝上反光鏡，有的給車把配上顏色鮮豔且帶長穗兒的把套兒。有的給車安上雙響的鈴鐺，一按鈴鐺把兒，鈴聲清脆悅耳。那時長安不少車主都給腳踏車安上磨電燈。到抗戰爆發前，長安已經有二萬輛腳踏車跑在路上。

酒吧裡的樂隊正演奏著悠揚的爵士樂，窗外雖然已經晚上十點多了，但是仍然有年輕人們騎著腳踏車，響著清脆的鈴聲，奔向自己亮著電燈的家，徐永昌覺得日新月異的長安真是一片亂世中的樂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