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未解憶長安(第1/2頁)

1937年7月7日夜裡九點多鐘，金陵政府軍事委員會秘書長徐永昌和兵工署署長俞大維正在長安市派克大廈底層的西式酒吧裡面對酌，從建築裝飾風格上看，這是一個典型的英國鄉村式酒吧，有著低矮的木製天花板和粗糙的橡木橫樑，那搖曳的燭光，溫暖的啤酒，鐵藝的壁爐，還有英國開發的最好的木頭傢俱。

可是這家酒吧老闆也善於製造文化拼盤，這裡有一個爵士樂隊在演奏著美國流行的音樂，啤酒是德國地道的鮮釀。相容幷蓄的原因是派克酒吧的業主是受過英式教育的，而現在的經營者卻是幾個新從歐洲移民到長安的猶太人經營的，他們其中有人來自慕尼黑。

這地方是俞大維和手下在1934年初來長安的時候發現的，兵工署聚集了一大幫子德意志留學歸來磚家，他們無論專業如何，都是德國啤酒的鐵粉，而派克大廈的這個酒吧，竟然有從德意志進口的全套釀酒裝置，真是大大滿足了這幫德粉的胃口。於是從此，兵工署就和派克大廈的長安派克酒店簽署了長期協議，這幫德粉們每次到西北出公差就住在這裡，這次也不例外，今天他們剛從酒泉回到長安，又入住了派克酒店。

晚飯後俞大維拉著老派的華夏國紳士徐永昌來酒吧裡過一把洋葷。

1932年5月，長安派克飯店由四行儲蓄會出資建造，設計師是匈牙利著名建築師鄔達克，承建是西北陶馥記營造廠。派克飯店外形類似1920年代美國國國摩天大樓，外立面採用直線條，是現代派表現主義風格與裝飾藝術派風格混搭風。建築共24層，其中地下兩層，地面以上22層。在第一、二、三層和14層以巨型圓角玻璃鑲貼，顯示出強烈的通透感和現代感，這種玻璃幕牆在當時尚無先例。其它樓層採用國產花崗岩及釉面磚作為大樓的外牆貼面。長安派克飯店與1934年12月在上海落成的國際飯店如出一轍，共同分享遠東第一高樓的名號。

這一次金陵金陵政府派這二位軍事委員會的大員率代表團來訪，目的是瞭解西北的軍事、兵工實力，洽談在未來可能的反侵略戰爭中，西北邊防軍與中央軍的協調配合計劃，也考慮國防工業可能的整合方法。為此，代表團人選之安排也是煞費苦心的，既有劉琨當年進軍西北時期的合作伙伴、軍界元老徐永昌，也有***絕對信任的同鄉、軍事高參林蔚，還有少壯有為的俞大維等。

對於金陵政府而言，西北邊區即使以習慣了軍閥割據、四分五裂局面的民國風情而度量，也是夠神秘夠獨特，尤其是西北的軍事軍工實力，可以說完全是個黑盒子。

西北邊區是由劉琨遵照民黨前領袖孫逸仙遺囑，帶領黃埔軍校教導旅，聯合北方的革命勢力，組建了建國北伐先遣軍，經過一年多奮戰後，統一西北而建立的。民黨自從北伐後，多年陷入了常、汪、粵、桂各派的內鬥，西北邊區從不參與其中，只是自己埋頭搞建設，對於各失利的派別，也都是善意提供避難所。因此無論哪派掌握實權，都對西北的自治狀態預設。

更何況從法理上講，劉琨主政西北是民黨前領袖遺囑所確定，從人情上講，各派都欠劉琨的，尤其是***，別的不提，劉琨算是他姻親，還在***還是蔣志清的時候為他擋了一槍。從實力上講，西北邊防軍裝備精良、訓練有素，與蘇聯是同盟關係，故此金陵政府一直滿足於作西北邊區表面上的中央，而不去計較西北實際上的獨立。

西北邊區自己呢，自從1924年起，一直奉行廣積糧搞工業不內戰的政策，雖然全民全軍都進行了抗日救亡、保家衛國的核心價值教育，但是各項抗日戰爭準備工作都是低調進行的，這是為了不讓日本軍方對西北產生警惕。1937年前，西北邊防區政府的對外（區外包括金陵政府和其他軍閥及世界各國）政策可以總結為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韜光養晦、善於守拙、決不當頭、有所作為。劉琨很清楚金陵金陵政府那邊魚龍混雜，日本的走狗間諜眾多，只要是涉及能源、軍工等方面的敏感資訊，都是對金陵嚴格保密的。

最明顯的例子就是西北的玉門油田，雖然很早就發現了大量石油儲備，從1930年代起，基本上壟斷了國內的汽柴煤油市場，可是在西北給金陵政府實業部的能源上報統計上，居然無恥地寫著年產不到一萬噸的原油產量，這簡直是把全世界當猴耍，尤其引起了日本帝國情報機關的憤怒。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後來日本人發現很多以美國國石油製成品名義賣給他們的高標號汽油居然是西北石化產品，但這已經是三十年代中後期的發現了，對於日本軍方而言，想要採取任何壓制西北發展的措施已經太遲。

西北邊區的情報安全工作是十分到位的，邊區很早就實行了居住證制度，一切區外的華夏民國公民和外籍人士要進入邊區必須持有邊區認可的機構頒發的邊防證，形同異國簽證。雖然此舉遭到了邊區內外媒體一致詬病，但是西北軍政公署卻藉口賑災和社會福利必需，強制推行。邊防證制度實行多年後，才逐漸顯露出它的真實目的：日本公民發現這事兒很不對頭，他們幾乎總是被以種種藉口拒絕簽證，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往往被使用最多的藉口是西北風沙太大，導致多種流行病，為了日本公民身體健康，不得不拒籤。這活說得，好像西北的病菌專門入侵日本人身體似的。看著每年大量前往西北賺錢做生意的美國國和歐羅巴人，日本人莫名憤怒。

總之，在這些措施下，金陵政府對西北的軍事、經濟情況不甚瞭解，但是張楊兵變之事後，***迅速轉向了對日強硬路線，華夏與日本的戰爭一觸即發，面對新的形勢，西北軍政公署決定改弦更張，公開表明支援抗日的態度，並開始與金陵中央政府全面展開抗戰的準備工作。現在華北形勢緊張，金陵政府在面臨著日本入侵危險的時候，終於望向了西北，想尋求抗戰的夥伴，於是劉琨長官下令為金陵政府的軍事軍工考察提供各方面協助。西北軍政副長官鄧瑜此時也是甘省省長，由他主陪。陳常捷現在是西北邊防軍的訓練總監，這次他沒有去廬山培訓，而是與炮兵總監李興中一起，一起陪同徐永昌們，對西北邊防軍的戰備情況做了詳細瞭解，走訪了訓練基地、軍馬場、炮兵學校等戰備設施，還觀看了一個步兵團的進攻防禦演習。

為了滿足俞大維署長的強烈要求，鄧瑜、李興中、陳常捷這次帶著徐永昌、俞大維率領的金陵軍事軍工考察團參觀了西北第一、第二機械工廠，這是西北邊防區為抗戰準備的核心兵工企業。該企業由西北開發集團公司下屬的西北機械公司投資。西北邊區為抗戰的工業準備全面有序的，有著完整的配套，一切的工作都是根據西北邊區開發設計委員會的長期規劃而實行的。

可是西北邊區的金融政策則完全不一樣，是向農業水利、興辦實業傾斜的。西北發展銀行得到了海外愛國僑民財團的支援，從美國國和歐洲調來了大量外匯資金，以此為槓桿，撬動華夏國內的金融資本大量流入西北的工農業建設中去。比如西北的水利建設，就由西北發展銀行提供了大量貸款，而且由其出面擔保，由西北農業合作社為借貸主體，向全國發行西北農業債，籌集資金，為水利、農機、化肥方面的建設提供資金。西北的鐵路、鋼鐵工業、汽車工業等的重大建設，也都以債券、股權投資等形式進行融資。

由於西北的各項建設是純商業化運作，資源獨特，專案獲利豐厚（以鐵路為例，二五計劃期間西北鐵路營業額持續攀升。），作為擔保方的西北發展銀行或者西北其他融資平臺資產資產豐厚，華夏民國的各銀行對西北的債券等金融產品趨之若鶩，北四行就購買了大量的西北電力債、郵電債，這還嫌不過癮，又斥資在西北開始買地，開發起房地產來。

隨著西北的各項實業蒸蒸日上，西北主要城市作為工商運輸業樞紐和文化教育金融中心的地位日漸凸顯，北四行就很看好韓城開發區、長安、蘭州的房地產，問題是西北邊區政府真的精得跟猴子一般，他們早就趁西北大旱災，土地跌到一文不值的時候，實行合作化，把農村地權都歸攏到農業合作社名下。至於城市的地權，則利用政府掌握著鐵路線路和各項開發規劃的機會，提早以低價收購、舊城區改造或者鐵路、工礦股票置換的形式，從私人手中巧取豪奪了去。賣地所得款被投入了市政和基礎設施建設，西北各城市的面貌得以日新月異地改善。

北四行這樣的地產開發商或者業主，只好從西北邊區政府手裡買地，於是西北邊區政府每年的土地拍賣就成了國內大公司們投標競買的盛宴。比如這派克大廈的地，就是1932年北四行用百萬元以上高價從競爭對手手裡搶下來的，單價弄得跟上海市租界的地一樣貴了。好在西北的經濟發展那是槓槓的沒話說，派克大廈建成後，無論是酒店、辦公樓、公寓樓都是貴客盈門，財源廣進，喜得北四行董事們眉開眼笑，據說他們準備再去蘭州大展拳腳，那裡石化企業扎堆，樓一定更好賣。

俞大維在親身到長安以前是不敢想象這裡居然有如此現代化的西方式的酒店的，他透過玻璃窗，望著華燈初上的日新月異的長安街景。長安電力是充沛的，西北煤炭最早來自韓城開發區附近的礦山，質量又好數量又多，後來又補充了玉門、天水、甘州等煤礦，這裡的電力電燈公司也是來自上海市商人投資運營的，西北政府採取鼓勵民族工業的政策，像電力這樣的公用事業，基本上交給有實力有經驗的國內私營股份制企業開發。上海的實業家們既有國際視野和現代企業運作經驗，又能享受到西北扶持民族工業的各項優惠政策，成為了西北現代工業的奠基群體主力軍。

有了上海的供電經驗，長安電力公司發展十分順利，而且由於西北的基礎設施建設都是通盤考慮的，電力公司還與長安路政聯合開發了石灰煤渣混合料路面,利用發電產生的大量廢棄煤渣，改善道路。民國二十年開始在長安的黑色路面下鋪築石灰煤渣土試驗路面,民國二十二年在全邊區推廣這一技術，現在這種路面已經成為西北市政道路的主流了。

俞大維捧著碩大的啤酒杯子已經微醺，他的酒量其實一般，夏夜裡，他只穿著白色襯衫，有個小領結；對面的徐永昌則依舊是一件淺色長衫，清瘦的臉也被啤酒燒得有些紅了，酒吧的吊扇使勁兒地給他們吹著風，這吊扇也是西北韓城開發區的產品，華生牌的，上海私營電扇廠跑到蘭州設廠生產的。

這個建在底層的酒吧，面對著長安最熱鬧的商業街，建築師設計了落地窗，讓酒吧裡的客人可以觀景飲酒。落地窗甚至俞大維手裡的啤酒杯子的玻璃原料也都是韓城開發區裡企業產的，這個玻璃廠叫信成廣玻璃廠，它的老闆是來自魯省博山。博山作玻璃源遠流長，光緒三十年初,魯省巡撫周馥批准山東省農工商各局關於創辦博山玻璃公司的呈文,准予開辦,並撥庫銀五萬兩作為官股。由張謇、許鼎霖、顧思遠等人負責,購置博山城北“六十畝圈”作為廠址,籌建博山玻璃公司。

據記載,自1914年至1919年,博山的小型玻璃生產作坊如雨後春筍般驟興,盛時多至十數家,年產達7000餘箱,一時出現了博山平板玻璃的盛世。其開創之功,非博山玻璃公司莫屬。

據《華夏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載文稱:“博山為中國第一之玻璃製造地,原料與燃料之豐富,以及工資之低廉,為其發達之最要素。歐戰以來,外貨一時輸入杜絕,博山玻璃之需用,博得非常聲價,北自滿蒙,南至南洋,殆無不知博山玻璃之名者。”民國商務印書館編印的《重編日用百科全書》中冊,物產玻璃項下說:“吾國組織玻璃廠,始於前清光緒季年,時有山東博山玻璃廠。”可見其影響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