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體仁倒是不會在乎皇帝給不給他體面,他可是知道朝中的這些大臣,他們就是牆頭草隨風倒。

他溫體仁當權得勢的時候,每個人都拍他的馬屁,奉承於他,恨不得舐他的腳。

但是如果他一旦落難了,這些人一定會毫不猶豫的撲上來,撕咬於他,對他落井下石,皇帝只是一腳把他踢開了,他更加害怕的是隨之而來的朝廷對他的清算和攻擊。

他溫體仁也是一個訊息靈通的人,也有自己不少的爪牙和黨羽,他馬上就打聽到秘密的訊息,這就是皇帝把他踢走,踢得這麼急,主要的就是他已經有了新任首輔的人選,新任首輔就是周延儒。

聽到是自己的對手周延儒入閣,他知問題嚴重了,這就更加的害怕,更加的憂懼了。

當年為了爭奪首輔之位,他和周延儒可是聯手,擠走了風頭很勁的錢謙益,周延儒願以償的坐上了首輔之位,誰知道卻中了溫體仁的暗算,黯然去職,估計他對於溫體仁的憤恨,那是非常大。

溫體仁打聽到,周延儒第二次入閣,主要憑藉復社張溥的背後運作、朝中也有吳昌時的接應,最後還是走了太監的門路,這才把他送入了閣。

他打聽到秘密訊息,皇上秘詔重臣,問誰可當重任,眾人曰:閣臣雖內外兼用,鮮有當聖意者。眾推宜興,頗有機巧,或能仰副,而聖意亦及之。於是庶吉士張溥、禮部員外郎吳昌時為之經營,涿州馮銓、河南侯恂、桐城阮大鋮等分任一股,每股銀萬金,共費六萬兩,始得再召。

以崇禎的性格,光憑太監吹風,是不可能決定內閣首輔人選的,事實上週延儒能被起復,必然是崇禎內心還是很中意他,見賢思齊,才會重新用於周延儒,

這一點溫體仁看得明白:“召出自上意,初非有他也。”

周延儒被溫體仁排擠回家,憤恨不已,這時能重新當內閣首輔,喜出望外,很是感激復社。張溥曾經勸周延儒入閣後要行救時十事,周延儒滿口允諾:“吾當銳意行之,以謝諸公。”

周延儒進京,重新入閣,第一炮就開了彩,崇禎首次召見他,他滔滔不絕大談減免欠稅、免戰亂地賦稅、寬宥犯人、多方用人、起用廢僚等事情,聽的崇禎心花怒放,以為終於等到了可以幫助自己“中興大業”的得力助手,欣喜之下感嘆道:“還是他做!”

周延儒他確實沒有食言,在執政以後,馬上推行這些政策,名曰:新政。

周延儒隨後宣佈,大量減免民間欠稅,免除災荒地區賦稅,釋放囚犯,廣開人才舉用之路,提議召回鎮守、監軍太監,罷內操。同時,還勸崇禎啟用之前被廢居鄉里的老臣(多是東林黨人),一時鄭三俊、劉宗周、倪元璐等先後歸朝,周延儒引用的大僚也多為正人君子,如徐石麒、張國維、李邦華等。

這種一洗溫體仁時代暮氣難振,難有作為的氣派,令許多人都覺得果然是新官上任三把火,新人做事新作風。

大明江南出了這樣的事情,需要一個人背鍋,這一個人就是溫體仁,皇帝把所有的責任推給他,讓他迅速的去職,他這一位當了七年的首輔,黯然離職。

需要強調一下,本朝的內閣,從制度設計層面而言,完全不具備宰相地位,其權力無論其大小與否,始終都是一種不健全的相權。

由於國家法定層面上並沒有規定內閣的事權維度和對皇帝的約束力,其更不具備文官領導者的責任,其本身性質也只是皇帝的高階秘書處。因此,其權力是視皇帝的專權程度而伸縮的。

崇禎對權力的掌控,在朱元璋之後也是一絕的。他和嘉靖不一樣,嘉靖雖然也把文臣當木偶一樣玩弄於股掌之間,卻把庶務全交給內閣嚴嵩、徐階等去做,自己只操縱人,不操縱事,所以才有嘉靖年間閣權的膨脹。

崇禎則不同,事事都要親自抓,特別是財政、軍事兩大領域,都是自己操持,內閣想專擅?根本不可能。無倫是溫體仁還是周延儒,他們有幾條命,敢去崇禎手裡奪權,那真是不想活了。

堂堂一個首輔,說免就免了,崇禎皇帝他才是真正要為這一切負責的人。

大明朝稱得上是內外交困,這是達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他這時候果斷的換相,也是希望能找一個有能力的人,領導朝廷走出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