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不知道,有人提出也可以讓老媽上《東方之子》?”說到這兒,她的神情有些變了,“我對老媽說,爸爸上《東方之子》,那是實至名歸,他為國家做了那麼大的貢獻,是‘全國勞動模範’,是‘五一勞動獎章’的獲得者。人家要拍他,合理。而你就不同了,我覺得你應該躲到老爸的光環後面,平靜地工作和生活,這才是最重要的。”

這是我和褚映群第一次單獨談話,她讓我刮目相看。一直以來,褚映群都被人稱為“菸草公主”,她去外地,總有不少入圍著她,到北京時,聽說去機場接她的車就有好幾輛。我很擔心她因此飄飄然,真把這些當成了理所當然。此時她的這番話,倒讓我釋然了。

我點了點頭,表示對她的認同。她說:“其實老爸也該退了,你說他是太陽般的漢子,說得好。不過光環大了,人會變成神的,太陽烤多了,人也會被烤糊的。”

我大吃一驚,不由得仔細看了看她那張和父親母親都有些桕像的臉,我從那上面看到了一種憂慮。

應該說,風將起之時,褚映群已經敏銳地捕捉到了風的翼尖。

我要搞的“紅軍後代與紅軍戰士跨越時空的對話”這個專案,用了將近半年的時間才得到批准。

最後一次見褚映群

1995年年初,等我再到玉溪時,情況已經發生了變化。

褚時健面帶難色地說:“早半年搞都可以,現在有問題了,中紀委來廠裡搞審查,這些贊助可能搞不了了。”

“中紀委?”我心裡咯噔一下。之後,我到廠辦公室,見到了辦公室主任何小平。

何小平是個老知青,當年赫赫有名的北京師大女附中的高中生。自1969年到雲南後,她將自己最好的年華都奉獻給了這片土地。從師範學校的教務主任到菸廠的辦公室主任,她和人們印象中那些精明強千、八麗玲瓏的辦公室主任不太一樣,是個率真可親、辦事很有分寸的大姐。

從她那裡我聽說,國家審計部門已經入駐廠裡,正在進行大規模的查賬。她還說了一件事情,中紀委的有關領導要找褚時健談話,事先電話通知了廠辦公室,但辦公室一時疏忽,沒有及時通知廠長,他按自己原來的安排去了通海看煙田,這讓北京來的領導十分不爽。雖說廠長知道後及時趕了回來,但談話時這位領導的言語間已經頗有些不客氣。

事情聽了也就過了,說實話,何小平和我都沒太放在心上。改革開放初期那批所謂“摸著石頭過河”的企業家,後來大多“中槍”倒下了,這裡面有著複雜的社會因素、政策因素和企業家個人的因素。按照經濟學家的觀點,這段時期舊的管理模式已經鬆動,而新的模式還沒有形成,企業家作為這個時代的代表,和企業之間存在著利益劃分不清、產權界限不明等問題,需要明確和廓清。正是這樣一種一方面經濟快速發展、一方面法規滯後的背景,造成了企業家的“隕落”。

可對於褚時健,我們完全相信他的人品,相信他對自己事業的全力以赴,對物質名利的淡泊,也相信他不是一個政治上幼稚、經濟上糊塗的人。

綠意蔥蘢的五月,我接到褚映群的電話,讓我到菸廠駐昆明辦事處去拿點兒東西,是一隻竹簍,裡面有十多隻肥壯的青殼大螃蟹。褚映群說,這是她老爸讓送來的,給我幾隻,給另外一個朋友幾隻。她來不及送了,馬上要回珠海,請我來拿,把給那位朋友的也帶過去。

我們閒聊了幾句,談到我們另一位共同的朋友,她說在北京見到那個朋友了,心態不是很好。我說大概是位子調整了,有些不太適應。

螃蟹是鮮貨,我給朋友打了電話,約好五點鐘在省委後門見。當時已是四點,褚映群催我走,送到樓梯口時,我忍不住問:“你呢,在珠海好嗎?”她沒有回答,只是微微點了點頭。

離開辦事處時,我從車窗裡看見牆外通紅通紅的三角梅。這種紅出一片血色的花,給我留下了深刻的記憶。這是我最後一次見到她。

風起之時

八月,馬靜芬託我寫的插花作品賞析完稿,我送到了玉溪。在半坡上他們的小院落裡,馬靜芬看著文章,我看著院裡的花花草革。褚時健不在,他到國外看裝置去了。馬靜芬很快就要走,下月在北京召開的“世界婦女大會”的多個展覽中,有馬靜芬他們插花協會的作品。我給她帶了一套衣服,我覺得在這樣一個世界各國女性參與的會議上,她應該有件時尚的正裝。

馬靜芬看著衣服笑,說這太年輕,怕不合適。我們催促她換上,看看效果。馬靜芬一直很瘦弱,衣服上身的效果很不錯。這身衣服估計她再也沒有穿過,到北京後沒幾天,她被叫回了雲南,中秋節前夕,她被帶走,進入隔離審查階段。

在此之前,褚映群已被人從珠海帶到了河南。

女兒和老伴出事時,褚時健身在國外。他沒有采取什麼“失聯”的做法,而是第一時間趕回了玉溪。這一方面表明他內心坦蕩,另一方面也顯示了他對家人的牽掛。

和所有人一樣,我對這一切的到來沒有任何心理準備。心裡有著一萬個為什麼,卻不知道答案。直到數年之後,當年的紅塔集團的法律顧問——大律師馬軍,才給了我這樣一個答案:

1994年,中紀委接到貴州省省級機關退休老幹部的舉報,反映老幹部退休後的待遇問題,還有貴州省領導幹部貪汙腐敗的問題。中紀委的辦案人員到了貴州,直接找提供線索的老幹部核實。最後,省委書記劉某某的夫人閻建宏等一批人被查出問題。閣建宏因貪汙473萬元和鉅額財產來源不明罪被判處死刑。這在當時是轟動一時的大案。在這個案子中,涉及從雲南批的S萬件紅塔山香菸,這批煙被閻建宏倒賣後獲利上千萬。在中紀委辦案人員的報告上,當時的中共中央******批示,要重點查處領導幹部及其子女以煙謀私的問題。

貴州貪腐案的專案組乘勝追擊,進入雲南。雲南省委書記普朝柱和中紀委的同志吃了一頓飯後,按自己原來的計劃該幹什麼還幹什麼,並沒有特別在意這件事。而當時的雲南菸草專賣局在和中紀委談話時表現得十分自信。中紀委負責人談話的切入點是工作報告中的兩點問題:一是對職工隊伍的評價,報告中說,99%是好的;二是對幹部隊伍的評價,報告中要求幹部做好兼職工作。中紀委的同志質問這兩點評價有什麼依據,有人自信地說:“你們可以查嘛。我們雲南菸草專賣局的幹部,情況是比較特殊的,我自己也是‘一肩挑’,既是公務員又是企業家,基本上是三塊牌子,一套班子。”

在玉溪捲菸廠的調查,據說一開始就碰到了前面何小平說的那個情況,褚時健沒在廠裡等待,而是去看他的“第一車間”煙田了。接下來的談話大概涉及兩個關鍵問題,一是給貴州的煙,二是領導幹部子女要煙的情況。閻建宏案涉及的煙是玉溪捲菸廠的,但這件事情是省裡交辦的,可以說清楚。關於領導幹部的子女以煙謀私的問題,褚時健回答:“是有人來過,但我和他們說過,你們要為你們的父親想想,不要給他們找麻煩。如果自己要抽,可以批點兒次品煙給你們,沒有大批次從廠裡拿煙的事情。”

當時從北京到雲南,各個級別的領導幹部子女到玉溪要煙的情況不少,但得到大批次香菸指標的很少。一些上面交代的不得不給安排的煙,也都要批條,由銷售部門負責,調查工作在這裡耗時也最長。

調查在繼續,1995年,馬軍在菸廠駐昆明辦事處見到了褚時健,當時褚映群也在場。褚時健徵求他的意見,說國家菸草專賣局安排他到歐洲考察,合不合適去?馬軍明確表示,現在這種情況下,最好不要出國。

1995年5月,河南省三門峽市林正志等人投機倒把案東窗事發,之後馬靜芬的妹妹馬靜芳、弟弟馬建華等人被河南省洛陽市公安部門收審。8月15日,褚映群被河南有關方面從其珠海的家中帶走。9月,馬靜芬也因同一案件被河南收審。

歷史的玩笑

歷史總會在同一個時間節點上開玩笑。也是9月,褚時健人生中另一個重要身份確立了。9月,紅塔集團成立,褚時健不再擔任玉溪捲菸廠的廠長,他的身份變為雲南紅塔集團和玉溪紅塔菸草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的董事長。

公司成立儀式上,董事長褚時健發言,他說:“建立企業集團,是雲南‘兩煙’發展的客觀要求,也是菸草行業深化改革的必由之路。因此,我們成立雲南紅塔集團的目的和宗旨也正在於:透過資產連線紐帶,發揮集團群體優勢,最佳化產業組織結構,促進資源合理配置,增強企業的市場競爭能力;形成多元化、跨行業、跨地區經營,實現規模經濟,提高企業的整體經濟效益;進而為國家財政增收,為地方經濟發展,做出我們雲南菸草行業應有的貢獻。”

對於董事長這個新角色,褚時健有自己的看法,他說:“按現在的企業制度來執行,可以說,總裁管今天,董事長管明天。董事長必須考慮企業的長遠戰略,為企業發展安排好明年、後年、大後年的工作。這個企業的長遠戰略由你來定,這就要求戰略決策上不能出現差錯。”用他的話說,玉煙(玉溪捲菸廠)發展的第一階段是爬出泥潭、甩開包袱,第二階段是技術改造。現在資金有了,軟體和硬體裝置都到位了,還擁有一支技術過硬的隊伍,玉煙已到了第三個發展階段。

當時的外部環境如何呢?隨著中國“復關”進入白熱化階段,中國捲菸業面臨著巨大的衝擊。在中外捲菸業對抗的百年曆史中,外國捲菸企業從未忽視過中國這個巨大的市場。1902年,美國在中國設立的英美菸草公司,曾創下年產量112萬箱的紀錄,佔據了絕大部分中國市場。新中國成立以後,在中國關稅政策的保護下,中國捲菸工業得以迅速發展,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洋菸的進攻。在新一輪角逐中,玉溪捲菸廠成了外國菸草公司在亞洲的主攻對手。用《玉煙報》記者的話說:這是一場持續了近一個世紀,維護中國民族捲菸工業的生存戰和空間爭奪戰。

玉煙的優勢還有多少?褚時健比任何人都清楚:現有的機器裝置是國際上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水平,與世界一流水平有很大差距。現有的廠房處於地震帶上,已開始出現裂痕。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褚時健和玉煙領導班子才提出了自籌資金,在廠區附近另建一個現代化新廠,使玉煙的技術水平、生產能力再上一個臺階,成為世界最大的捲菸生產企業的構想。

關索壩到底會是什麼樣呢?這是我每次面對那個大工地時都在想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