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煙王隕落（上）(第1/4頁)

在最輝煌的時刻，褚時健折翼滇南，從“煙王”的神壇上跌落。

2001年，身患多重疾病的他保外就醫，重回哀牢山，籌措資金改造山地、架管引水、修建公路，種起了橙子。十年後，一種名為“褚橙”的水果風靡全國，它被稱為“雲南最好吃的橙子”，也被稱為“中國最勵志的橙子”。

對於昔日種種，褚時健不願再提起。於是，共同經歷了諸多事件的“我”——作者先燕雲，將以第一人稱的角度，為讀者更客觀地呈現這段旁人無從知曉的歷史，講述昔日“煙王”、今日“橙王”——86歲的褚時健殘酷的自我修復和重塑。

褚映群說：“其實老爸也該退了，你說他是太陽般的漢子，說得好。不過光環大了，人會變成神的，太陽烤多了，人也會被烤糊的。”

我大吃一驚，不由得仔細看了看她那張和父親母親都有些相像的臉，我從那上面看到了一種憂慮。

應該說，風將起之時，褚映群已經敏銳地捕捉到了風的翼尖。

選擇性地資助文化產業

捕捉風的翼尖

最後一次見褚映群

風起之時

歷史的玩笑

孤獨的先行者

殤慟

褚映群的後事

一起走過的日子

夙願完成

小事點點

選擇性地資助文化產業

1993年春天，因為要做茶馬古道的拍攝和採訪，我和朋友們拜見了很多企業家，尋求資金幫助。寒暄聊天、吃飯喝酒之後，得到的回答大致一樣：“什麼是茶馬古道？現在誰關心什麼古道，你們搞這個有什麼意思？”可當時香港知名攝影家高志強先生已經得到了愛克發公司提供的反轉片贊助，只等出發，我們騎虎難下。

大眼瞪小眼之後，我下了決心：“走，到玉溪。”

我後來在《尋找茶馬古道》一書的序言中寫道：“到玉溪，也就是到玉溪捲菸廠的縮語，這個改革開放以來聲名鵲起的企業，短短十多年間躍升為全國數一數二的稅利大戶。於是乎，求助幹企業的人和事可謂應接不暇。以我做人的原則，雖說幾年前就與廠長褚時健認識，但從未開口請求過什麼。這一次，為了那務藏在深山無人識的古道，我終於逼迫自己開口了。五萬元，對玉溪捲菸廠是小數，對我們，對那條我們將要尋求的古道，卻是一筆必不可少的投入。”

有了這筆錢，我們從普洱茶的原產地西雙版納出發，一直走到了西藏。《尋找茶馬古道》一書1994年由香港中國旅遊出版社和雲南《女性大世界》雜誌聯合編輯出版後，在香港、內地出過多個版本，在臺灣還出版了中英文對照版。幾年之後，普洱茶大賣特賣，就連思茅市也改名為普洱市，很多人在這個過程中發財出名。我們這些當年的探尋者，卻記著最初為古道投資而不計回報的企業家褚時健。

當時的玉溪捲菸廠為許多文化專案提供過贊助，比如轟動一時的電視連續劇《宰相劉羅鍋》、央視春晚，還有和中國作協聯合組織的“紅塔山筆會”等，這些專案的審批，都和褚時健有關。

褚時健是一個喜歡看書的人，除了技術類、經濟類、管理類，他還愛看傳記類和小說類的書。用他的話說：“不看書精神不充實。”一天有那麼多的事情，但只要有時間，他總要抽出一兩個小時來看書。不過他的時間太有限，只能看自己感興趣的書，他稱之為“好書”。

1991年他接受採訪時說：“不看好書的人不會做人，這個結論是我自己得出來的。作家蔣子龍寫的《喬廠長上任記》，我看了兩三遍，當時的企業家都遇到過他寫的那些問題。我說這位老兄肯定在企業幹過，問題都寫得很清楚。當然還有好的報告文學，比如王蒙等人寫的東西，完全是從生活中提煉出來的，有很多道理在裡面，讀了讓人受益。”

“一個人，只要不滿足現狀，就需要學習，你滿足了或者消沉了，就不會去學習了。”

把自己多年的苦難經歷變成一次次學習的機會，這是褚時健和別人不同的地方。

正因為褚時健有自己的文化追求，當時的玉溪捲菸廠對文化專案的投資才有了自己的品格：即不為低俗的純商業的產品或活動提供贊助。

時隔一年，我因為要做一個名為“紅軍後代與紅軍戰士跨越時空的對話”的課題，再次來到玉溪。在老廠區那間並不豪華的辦公室裡，他認真聽了我的計劃，頗為感慨地說：“小先，別人現在都忙著做生意、賺錢，你卻想搞這樣的選題，為後代留一點兒真實的記錄，這是件好事，我支援你。不過，你這個專案能不能被批准，你要有思想準備。”

我告訴他，關於紅軍長征的紀錄片，必須報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批准，我正在努力。他答應說，只要上面批了這個專案，玉溪捲菸廠就可以給經費支援。

捕捉風的翼尖

那天談話後，褚時健邀請我們去看一看關索壩。那時，它是一個長1.3千米、寬500多米的小山溝，上面綠廕庇日，和周圍的群山連成一體，與紅塔山遙遙相對。它唯一出彩的地方，就是山上破舊的關索廟。相傳諸葛亮南征時，關羽之子關索曾在此屯兵。後人便修起小廟，奉他為一方神明。

褚時健以一種異常自豪的口氣對我們說：“你們最後看一看這個山頭，以後，這個山就沒有了，由我們自籌資金建設的一個國際一流水平的新廠區將在這裡落戶。”

1994年5月26日，關索壩工程打下第一根樁。這是玉溪捲菸廠，也是20世紀末中國菸草業最重要的一項技術改造工程。

就在這一年，我到廠裡採訪玉溪捲菸廠的職工生活，趕上了馬靜芬和菸廠綠化科為中國插花藝術展準備的插花作品預展。在展廳裡，褚映群把我叫到馬靜芬身邊，讓廠裡的攝影師郭建林為我們仨人照了一張合影。我當時覺得她的舉動有些刻意，悄悄問她為什麼，她笑笑說：“我老爸寫什麼都說要你寫，我告訴他，人家是作家，是寫文學作品的，不是寫你們廠的那些報告的。”我也笑了：“你算說對了，寫應用文，我恐怕是小學生水平。”

褚映群說：“老爸上《東方之子》了，你看了嗎？”

我說：“看了呀，溫迪雅採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