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煙王隕落（上）(第3/4頁)

4000多人的建築隊伍在工地上苦戰，十四冶建設集團集中了全部的重型機械。這場土方量300萬立方米、建築面積24萬平方米的攻堅戰，原定1998年完成，後改為1997年、1996年，因此，我每次見到它的面貌都不相同。

褚時健有個一貫作風：下基層。他的這個“下”，不是走馬觀花，不是蜻蜒點水，而是一紮到底。抓菸葉生產，他一個縣、一個鄉地看煙田；抓生產質量，他一個車間、一個環節地找問題。而現在，他的新目標就是跑關索壩。他的司機張啟學說，就這一兩年時間，記不清他跑了多少遍工地了。就連晚上散步，他也要到關索壩走走。

孤獨的先行者

一切似乎都和過去一樣，可人們看褚時健的目光裡多了許多內容。我相信大多數人的心理是一樣的：“廠長，你可不能趴下，這個企業需要你，雲南菸草離不開你。”

此後一年多的時間裡，褚時健就在這樣的目光下生活著。他還是那樣忙碌，那樣風風火火，他的辦公室外，仍有靜靜等待他接見的各種各樣的人。見到他時，他的褲腳上總沾著關索壩工地的紅泥。和他不親近的人，也許根本看不出他的變化。可熟悉他的人，卻發現他的確和以前有些不同，他的目光中多了憂慮，他的額頭上新添了皺紋。

他喜歡回家，到了家裡可以放下一切掩飾，面對真實的自己。可他又怕回家，家裡除了來照顧他們老兩口的親戚老三，再沒有其他人了。當時廠裡安排跟隨他的丁學峰和張啟學，這一年間幾乎變成了他的家庭成員。沒有了談話的物件，褚時健的話變得很少。吃完飯，他一個人回到樓上的房間，成了一位孤獨的老人。

這段時間裡，他約見過法律界的有關人士，想知道女兒和妻子的事情到底會怎麼處理，希望老伴在那裡能有個好一點兒的生活環境。同時，他也不可避免地要面對針對自己的種種調查。

也許只有工作、菸廠、煙田和建設中的關索壩，才是他這段時間的精神支柱。

他在這項工程上傾注了大量心血。因為他的目標不是隻求一時一己的榮耀，而是要趕在有優勢、有能力的時候把裝備搞到世界一流，保證雲南菸草工業的持續輝煌。褚時健似乎永遠是一個先行者，他愛在沒有路的地方踏出第一串腳印。先行者往往是孤獨的，他必須承受各種各樣的壓力和上上下下的不理解，這好像也成了一條規律。為此，文學家感慨：“在時代風雲中那些高瞻遠矚的豪傑，因其目標的高遠，似乎很難看到自己構想的事業完成……”

關索壩是褚時健用心構想的一幅圖畫，他有幸看到自己的構想變成了現實。對於他個人而言，這種實現並沒有什麼實際的利益。特別是在接受審查的情況下，這種努力前行，似乎有了一種悲壯的色彩。褚時健當時告訴我們：“如果只想個人，老早就不該幹了。說來說去，當了這麼多年的共產黨員，我還是想為這個國家和民族多做點兒事情。”

殤慟

1995年12月1日。記住這一天是因為它與一個夢有關。

夜最深時，我在夢中見到了褚映群。她梳了兩條辮子，來和我告別。因為這兩條辮子，且頭髮擋住了臉，我沒有認出她來，問了句：“你是誰？”她告訴我：“我是映群，希望你以後常去看看我的老爸老媽。”

我嚇出一身冷汗，從夢中驚醒過來，心跳快得半天不能平復。我是個唯物主義者，但做的夢多次在現實中應驗，所以這個夢讓我心裡很是不安。巧的是頭天恰恰與馬軍有約，第二天要到玉溪見廠長，途中，我忍不住講了我的夢。

在廠裡，我正在辦公室和接待科的王道平說話，看見褚時健從辦公室出來。我拿著為《中華兒女》雜誌準備的採訪提綱，迎了出去。他看了看我，拿著那張採訪提綱進了洗手間。

王道平說：“你看，廠長看到你才笑了。”

我問她：“廠長笑了嗎，我怎麼沒看出來？倒覺得他的表情和往日有些不同呢。”

這時，我們看見褚時健匆匆出來，上了電梯。我發現，他手上沒有拿我剛剛給他的採訪提綱。我走進洗手間，只見那張紙被放在洗手檯上。

我問王道平：“出什麼事了嗎？廠長有些不對頭。”她回答：“沒有啊，剛才不是好好的嗎？”

我在心裡對自己說，不對，一定有什麼事。我徑直走進了何小平的辦公室，面對我的追問，何小平說：“是出事了，出大事了。中紀委剛找廠長談過話，但我也不知道是什麼事。”

因為晚上要住在玉溪捲菸廠的小賓館，我下午去見了玉溪的朋友。吃完晚飯，接到馬軍的電話，讓我立刻趕回小賓館，廠長在等我們。

暮色中，馬軍和副廠長姚慶豔站在小賓館的大堂裡等著我，神情嚴肅。我問：“廠長呢？”姚慶豔告訴我：“他剛剛走，讓我來送你們。”我問馬軍：“今晚就走？不是說好了明天還有事嗎？”馬軍說：“情況有變，咱們今晚就走。廠長剛才問我和誰一起來，我說和你，他說讓你也走，這樣他就放心些。”

我們在夜色中離開了廠賓館，姚慶豔一言不發，沉默地看著我們離開。走到崑玉高速的入口，馬軍說了句：“褚映群不在了。”“什麼？”好像被什麼東西擊中了一般，我猛地靠在了座椅上。“她在看守所自殺了。”直到馬軍追加了這一句，我才意識到自己聽到的是真實的訊息。我全身發冷，聲音顫抖著對馬軍說：“可以停車嗎？我想哭。”

馬軍幾乎是靜靜地看著我流淚，看著我發抖。在此後的路途中，我一遍遍地想著頭天的夢境，心裡充滿了傷痛。褚映群從兒童時期便和父母一起經歷種種苦難，她是一個內心沉穩、頗有定力的女人。她不光有父母，還有一個剛剛十歲出頭的女兒呀，為人女為人母，人到中年，是什麼讓她選擇這樣慘烈地結束生命？我終於想到了她的父親褚時健，他今天經歷了一個父親最大的打擊。記得在1991年採訪的時候，他對我談起過女兒，說不管生活條件如何差，映群都是個肯看書、愛學習的女孩。家務活兒她從小就做，但從來不影響她的學習成績。1977年恢復高考，她當年就考卜了昆明師範大學，讓做父親的他感到十分欣慰。褚時健當時的神情，此刻出現在我的腦海中，我不由得長長嘆息。

褚映群的後事

多年以後，在褚時健的客廳裡，他第一次對我談起他當時的感受。

“映群出事的時候我在令狐安家，專案組領導給令狐安打來電話，說出事了，褚映群在河南自殺了。令狐安當時就告訴了我。那天，我實在控制不住情緒，哭了。”

對於那天夜裡發生的事情，馬軍這樣說：“當時褚時健在小賓館見的我。他的第一句話是：‘我對不起姑娘，她早就讓我退休了，別千了。現在映群自殺了。’說這話時，廠長的眼淚大滴大滴地流了下來。原先我只是紅塔集團的法律顧問，就從那時起，我接受了褚時健的請求，成了代表他辦理褚映群事件的委託代理人。”

回到昆明的第二天一早，馬軍見到了省委副書記令狐安，令狐安說想不到會出這樣的事情，想起來就覺得很心疼。他告訴馬軍，這次到河南去的三個人，省公安廳的黃總隊長代表雲南政法系統，姚慶豔代表紅塔集團，馬軍代表褚時健的家人，後事如何處理由馬軍決定。

聽了這話，馬軍感到責任重大，他馬上和菸廠聯絡，辦理了全權代理委託書。他們三人在機場會面，然後直飛河南鄭州。下了飛機，他們見到河南方面的三輛警車已經在機場等候，他們三人一人上了一輛車，連夜趕到洛陽。馬軍記得當時入住的是市委招待所。三人是分開住宿的，房間也不挨著，中間插有當地警方的人。

第二天開會，中紀委的人，河南省公安廳、檢察院，洛陽市公安局、檢察院、看守所有關領導都到會了，會上通報了情況：褚映群被收審後，經審查沒有太大問題，正準備報請解除隔離審查時，發生了這種事，很可惜。（原諒我在文章中略去了事件的詳細過程。）

當時，省檢察院檢察長說，公安機關在這件事情上存在失職問題，中紀委的人沒有發言，馬軍代表家屬談了意見：褚映群不屬於收審物件，卻被從珠海抓來，收審前提是不合法的。

會後，雲南來的三個人去看守所看了褚映群自殺時的現場，公安部門出示了一份只有兩句話的褚映群的遺書。最後，大家到殯儀館，見到了身穿粉紅色棉衣的褚映群的遺體。

馬軍說：“我清楚地記得這天是1995年的12月4號，因為第二天我趕去北京，接受了‘全國十佳律師’的稱號，這是全國第一次為律師頒獎。當天晚上我就返回了洛陽。6號，我們到太平間接出了遺體。”

晚上，河南省公安廳一位副廳長請雲南去的三位代表吃飯，他說：“這事發生在河南，對不起你們，也對不起褚廠長。”

馬軍提出想見見馬靜芬，河南方面安排他們從看守所樓上的窗子裡看了看放風的馬靜芬。當日寸，她並不知道女兒的事情，也不知道雲南來的律師在不遠處看著自己。商到1997年，河南警方將馬靜芬等人移交給雲南有關部門，關在第一看守所裡，馬軍才作為委託律師，當面見到了馬靜芬。

1995年12月7日，馬軍等人帶著褚映群的骨灰回到了雲南，在機場，馬軍將骨灰交給了褚時健。見到女兒骨灰的那一刻，褚時健，這個被女兒稱作“從來不軟弱”的硬漢，再次流下了眼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