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煙王隕落（下）(第2/4頁)

一個小時以後，每個人的提包都拿到了房間，只是手機都被沒收了。我的提包似乎原封不動，他們還專門說了句，記者的東西他們沒有檢查。果真沒檢查嗎？天知道，但我的手機的確還在。我心裡清楚，我沒有去辦理什麼過境手續，收我的手機沒有道理。

我認為，眼前最要緊的是通知集團領導。我的第一個電話是打給值班的何小平主任，我請她立即向董事長字國瑞彙報。我提醒她，我們到紅河是告知了廠裡的。事情緊急，從電話裡，我都可以聽出何小平的慌張。第二個電話我打給了集團法律顧問馬軍。聽了我在電話中所說，馬軍大吃一驚，他說：“你怎麼這麼沒有頭腦？他不能去這些地方，我早就提醒過他們的。”我說：“我並不知道，但應該想到，不過事情已經發生，責怪誰都沒意義，你是法律顧問，該怎麼做你清楚。我只是第一時間讓你知道真實的情況。”第三個電話我打給了朋友孫文剛，希望他替我去看我媽媽，元旦帶她去吃烤鴨。別的事情一時想不過來，誰也不知道接下來會是什麼情況。

打完這三個電話，我心裡開始坦然起來。

我把電話給了李霞他們，讓他們用這個手機給家人報個平安。

我十分感謝褚時健，在這樣的情況下，他還能對看守我們的公安說：“小先有病，你們要安排醫生給她看病。”

第二天，來給我打針的小護士悄悄問我：“我看你不像壞人，怎麼他們說你們是壞人，不準和你們說話？”我也小聲說：“不讓你和我說話就不要說，不過我絕不是壞人，你放心。”

被幽禁的五天

“褚時健在河口被抓了……”我想過這個事件可能會引起轟動，不過到後來我看到和聽到關於此事的各種版本時，還是被驚得瞠目結舌。那是後話，眼下，就在河口賓館的房間裡，看著窗外濃密的亞熱帶植物，想著自己幾次河口之行的不同際遇，心頭湧起了“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的感慨，這種悲涼不是為自己，而是為我隔壁房間那位孤獨的老人。

因為幽禁，日子變得冗長而拉雜。我們不能到別人的房間，小丁和張師傅在走廊的另一頭，甚至都見不到。李霞真是個好姑娘，本來和愛人出來玩的，現在滯留在房間裡，彼此還見不上面，她卻表現得十分平靜，並沒有抱怨、後悔或坐臥不安。我想這是因為內心坦蕩，我毫不謙虛地說，就像我，因為坦蕩，我也平靜地面對到來的一切。

褚時健一個人在一個大房間裡，我每天徑直走進他的房間，和他聊天。他表面上仍是波瀾不驚，說話的語速和平時沒什麼不同。但我知道，他的平靜和我們不同，事情畢竟因他而起，他要面對的比我們複雜幹倍萬倍。何況在這個時期，他的老伴在河南沒有音信，兒子流亡國外，女兒又讓他體會了白髮人送黑髮人的悲涼。家破人亡，面臨牢獄之災，他的心境想必十分糾結和複雜。

我小心地問他：“你真的能坦然面對中紀委的審查嗎？”他說：“我說得清楚。”

就這幾個字，我的心徹底放下了。我相信他，就像相信我的父親。記得“*****”鬧得最熾烈的時候，爸爸從北京辦的軍隊學習班被送回了昆明，他們這些當年的酋長，因為“站錯隊”要被送到以嚴酷著稱的盤溪學習班。在他們揹著自己的行李，坐上大卡車被送走之時，我混在人群中大叫：“爸爸，一定要活著。”爸爸回過頭來，眼睛裡有種金屬的光澤，他說：“我不會死，雪山草地都走過來了。”我一直記得父親的話，一直到兩年後他平安回來。

此後的兩天，我們接受了省裡來人和北京來人的詢問。我很客觀地講了來時一路的情況，很明顯，這和逃離國境沒有關係：從地點的選定到中途的變故，整個事件有著太多的偶然，不可能是一次計劃周密的出逃。再說褚時健等人都是用自己真實的身份證辦理的短時過境手續，有這樣愚蠢的逃犯嗎？我心裡清楚，這只是一個契機，讓調查人員在跟蹤了很長時間後，終於有了拘捕他的機會。

我還知道，在我被帶走問話後，因直到中午還不見我回來，褚時健要求他們注意我的身體，因為我當時是個身體虛弱的病人。中紀委辦案的同志告訴了我這個事情，並且熱心地提供給我一個治胃病的藥的名字，可惜我沒有記住。

1997年1月1日晚上，褚時健告訴我：“我們可能很快就要被帶走了，你們沒有什麼事情，可能會讓你們回家的。”我看著他的眼睛，問：“是什麼，雙規嗎？”

褚時健也不清楚，說：“可能是。”

“那咱們什麼時候才能見面？”

褚時健想了想，說：“兩個月吧？要是雙規，時間不會長。”

我心裡似乎有個聲音，讓我衝口說出這樣的話：“你可能要做好更長時間的準備，說不定是兩年。”一語成讖，我再次見到他，是在兩年後的法庭上。

褚時健沉默了一會兒，說：“本來想認你當女兒，馬老師和映群都同意，但時間不合適，就沒告訴你，現在看來還拖累了你……”

我打斷了他的話：“百年修得同船渡，這是緣分。下次見你，我會叫你爸爸。”

也就在這時，一群人走了進來，我在人群中看到了令狐安。在眾人的目光中，我離開了褚時健的房間，我知道，我再也不能和他單獨說話了。

折翼滇南

1月3日上午，我從窗子裡看到我們來時乘坐的克萊斯勒公羊汽車，還有一輛日本越野車。我知道，褚時健、丁學峰、張啟學就要被帶走了。

我和李霞不顧看守人員的阻攔，奔到了賓館大堂口，目送他們離開。一位當地的幹警突然走上前，對將要上車的褚時健說：“廠長，不管出了什麼事，我們都感謝你，你給我們地方造福了，老百姓不會忘記。”

河口公安局的一位副局長把我們剩下的四人召集在一起，告知我們：“你們可以回去了。”陳紹牧問：“現在嗎？”副局長回答：“三點以後。”我說：“扣留我們五天，要給我們一個說法。”

副局長的回答讓我們差點兒笑了：“你們找我要說法，我們三十多個幹警節日不得放假，守著你們，我找誰去要說法？！”

三點以後，我們離開了河口。從那時到現在，17年過去，我再沒有到過這個邊陲小城。

當天晚上，我們住在彌勒菸草公司的小賓館，併為李霞買了一個生日蛋糕。直到這時，我才感到自己眼中聚滿了淚水。只是它不往外流，而是流進了心底。

1月4日，我們回到昆明。見到的第一個人，是律師馬軍。

1月5日，我如約到機場接人，在機場見到了中國作協黨組副書記王巨才，他興沖沖地告訴我，他一直想見褚時健，感謝玉溪捲菸廠對延安菸廠的支援和幫助。我無語。

高洪波敏銳地發現了我的異常，把我叫到一邊，我簡單地說了情況，他的神情一下子凝重起來。

汪曾祺笑眯眯地問我：“小先，我的畫你送給廠長了嗎？”我說：“早送到了。”他又問：“我們今天就可以見到他嗎？”廠接待科科長王道平說：“廠長已經退了。”汪老不解：“退了就不能見了？那不更方便嗎？”

從機場到玉溪，我一直無語，我想到，在廠裡、家裡、單位裡、朋友中，我還有多少次要回答這樣的問題，要多少次面對人們的質疑。我抖擻精神，要來的，都來吧。

一到菸廠，我先見到了字國瑞董事長，向他彙報了情況，然後見到了副董事長黃某某、總工程師李振國。

在廠裡，每一個見到我的人，神情都有些異樣。我不解釋，不聲辯，我沒有這個義務。只有汪老除外，他是我的忘年交、恩師呀。他把我叫到房間，問我：“到底出了什麼事？”我突然間有種想哭的感覺，從這件事發生到現在，我很堅強、很理性，連褚時健都說：“看你處理這些事情，不愧是軍人之女。”但當著汪老、高洪波這些朋友的面，我有了想哭的感覺。

聽完我的簡述後，汪老沉默了。一個小時之後，王道平跑來告訴我，汪老找不到了。

我們四下裡尋找，在紅塔酒店21層旋轉餐廳的一個角落裡見到了他，他獨自一人在喝酒。我一直不知道汪老當時的心境，一個文人，對一個只見過幾面的企業家，怎麼會有如此深厚的情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