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能不憶昆明(第2/2頁)

當時龍淵中學的校方不包食堂，交由學生管理。買東西、記賬都是學生負責，這個負責的學生叫伙食委員，伙食委員是由學生選舉的。校方的事務主任把收到的伙食費交給伙食委員，買米買菜等一切事項，就由他來安排。

同學們很快就發現了褚時健精於計劃、行動果斷的特點，選他當了伙食委員。

褚時健說：“大家選了我，我就要負責任，要把食堂辦好，這才是我的性格。”他認為，要想管好伙食，關鍵是買米買菜，買得價廉物美，伙食就能辦好。而要想價廉物美，先得搞市場調查，摸摸行情。

那時，有些米店頭天晚上給大米加點兒水，這種潮米稱起來重，但煮飯就煮不漲。還有的米店是用加石粉的法子欺騙顧客，加了石粉的大米看起來又白又亮，但淘米時白石粉一洗就掉，出飯量就打了折扣。褚時健從小練就的生活技巧此時發揮了作用，這些伎倆瞞不過他。他抓點兒米一看，就知道千得是否透；拿嘴一咬，就知道有沒有回過水；用手一搓，就曉得加沒加石粉。幾天工夫，就連市區哪個集市的菜便宜，哪個小販的秤準不欺客，他都摸了個一清二楚。

“老師把錢交給我，我把錢數數，一路小跑到車站。從那裡進城，趕到米店，先把米買了，不跑快點兒，米價漲了，伙食費就不夠開銷了。再一個就是買小菜，過去是炊事員買，他是個四川人，會吃回扣，所以伙食水平明顯和花的錢不符。我們自己買，一分錢不差，還買得便宜。最得意的就是我當伙食委員的時候，大家的肚子可以放開吃。”初中三年，褚時健多次當選伙食委員。他評價自己：“同學們還是認可我這個伙食委員的，要不然，我一個初中生怎麼會管全校的食堂呢？”

“不過，我們也佔點兒小便宜。星期六晚上，昆明的同學都回家了，我們外縣的人不多，就三四個。星期六下午打打籃球，肚子很餓，食堂的鑰匙我拿著，我們就開門進去吃冷飯。幾個同學，每人用大碗滿滿地摁一碗，買點兒辣椒炒炒豆豉，一小碗豆豉下飯，就吃了好幾碗飯。”

恰同學少年

褚時健這樣回憶自己的學生時代。

“學生嘛，學業總是第一，初中時我基本是一個合格的學生，除了上課認真聽講，還會去圖書室看書，到聯大去旁聽。記得那時昆明的冬天很冷，還下了雪，我們就站在雪地裡背英語單詞，一副天將降大任、先勞其筋骨的派頭。”

“學校每星期六中午就放假，週日有一整天的時間，我和普在興通常就留在學校，打一下午的籃球。沒錢洗澡，就在學校外農田的小水溝裡洗。那時候菜田裡的水很乾淨，水溝有四五十厘米深，擦擦洗洗都可以。”

“我們那個時候都熱衷於強身健體，游泳、跑步、爬山都是我的長項。我從小遊泳、打獵，臂力發達，單槓雙槓都行，加上身體靈活，雖說個子不太高，仍然當上了校籃球隊的前鋒。”

一次，龍淵中學和城裡的南菁中學打比賽。南菁中學是當時昆明數一數二的學校，很多學生是官員、教師和有錢人家的子弟，氣勢上就壓了龍淵中學一頭。不過，褚時健他們並不怕對手，學校間的友誼賽，比的是技術不是名氣。不知為什麼，比到一半雙方發生了衝突。學生們都是血氣方剛、不知退讓的年紀，眼看要出大事。褚時健所在的班裡有個同學是國民革命軍第五軍軍長邱清泉的兒子，這支軍隊當時就駐守在海源寺。不曉得第五軍的人怎麼知道了球場上的糾紛，開著美國吉普飛快地衝進賽場，呼啦啦跳下來一個排計程車兵。對方一看要吃虧，退了一步，這場風波才算平息。

褚時健說：“不過，這些軍政要員的孩子，平時在學校裡不顯山不露水，在食堂和我們一樣排隊吃飯，打了飯一樣蹲在地上吃，大家相處得很平和。這和當時昆明的局勢和環境也有很大關係。那個時候，小小昆明聚集了各路神仙高人，我覺得多虧了昆明人的淳樸友善，造就了一個很包容的社會環境。”

當時的中學，男生女生交往很少，褚時健和班上的女生幾乎沒有交談過。只有一位女同學引起了他的注意，這是一個長相與眾不同的女孩子，他叫她“小洋姑娘”。

“我主要是好奇，這個小洋人是從哪裡來的。後來我才知道，她是國民黨空軍英雄高志航的女兒，叫高友良。那個時候，她父親已經為國捐軀，不過政府還給她們生活方面的一些照顧。大家知道她是空軍英雄的女兒，對她也很尊重。我們這些學生不管什麼出身、什麼信仰，對為國家、為民族建立了功勳的人都有一份尊重。”

聽說她還健在，住在臺灣，褚時健很真誠地表示：“哦，算算有70年了，當年的同學基本上都沒有訊息了，希望她有機會到我的果園做客。”

人生的波瀾都是趣聞樂事

抗戰期間，昆明多次遭到日軍飛機的狂轟濫炸。那時昆明的防空力量十分薄弱，百姓三天兩頭跑警報，搞得人心惶惶。這一情況直到飛虎隊進駐昆明後，才有了改變。飛虎隊進駐昆明後，升空作戰，轟炸昆明的日本飛機遭到了迎頭痛擊。幾個回合下來，日本飛機轟炸的次數明顯減少。美國對日宣戰後，羅斯福總統宣佈將飛虎隊改組為美國空軍第23大隊，任命陳納德為大隊長，並繼續增添飛機和人員前來中國，又擴大為第14航空隊。

陳納德將軍的飛虎隊和中美聯合航空隊開闢的駝峰航線成為中國戰區作戰和運輸的主要空中通道，在雲南建有十幾個機場。美國援助的物資和美國大兵都讓昆明人開了眼，老老少少一見美軍便蹺起大拇指說道：“老美，頂好！”

離龍淵中學不遠就有個美國空軍的基地，美國空軍的車經常從校門口的公路上駛過。和當時的老百姓一樣，學生們都拿美國大兵當自己人，星期天進城，時常等在校門口，碰上空車就招手搭車。美國軍車一般都樂意停車，載這些中國學生一段。學校的事務主任和美軍基地的司務長認識，有時候還把褚時健他們帶進基地吃頓牛排，稱為“開洋葷”。褚時健覺得，美國人很好相處，開朗友善。直到現在，他仍然說：“我喜歡和美國人打交道。”

不知是該感慨歲月無情還是有情，時隔70年，經歷過太多人生波折坎坷之後，戰亂時期的校園生活，在褚時健口中竟都是趣聞樂事。

對於筆者的感慨，褚時健有自己的看法，他甚至這樣總結：“經歷過的東西，對你都是有用的。你覺得那時候條件很苦，可誰知道今後會不會更苦。當時家庭條件優越一些的同學比我們好過，以後碰到更大的坎兒，我們挺得過去，他們可能就過不去了。所以我說，經歷對人來說，有時就是一筆財富。”

確定了人生道路

抗戰勝利了，人們卻並沒有等來期盼的太平日子。飽受苦難的民眾對政府產生了強烈的信任危機，學生運動如火如荼。

褚時俊這時已經成了一名共產黨人，他相信僅靠科技文化並不能救這個衰微民族於水火，只有推翻“三座大山”的黑暗統治，才能拯救民族的危亡。在堂哥的影響下，褚時健和他的堂兄弟褚時仁、褚時傑都參加了“反獨裁、要民主”的進步學生運動。

1945年11月25日晚，昆明幾所大學的學生自治會在西南聯合大學舉行時事討論晚會。吳晗、周新民、聞一多參加了討論會，錢端升、伍啟元、費孝通、潘大逵等教授就和平民主、聯合政府等問題做了講演。

這天會場裡有五六幹學生，褚時俊和褚時健兄弟也坐在會場中。講演正進行時，突然傳來了槍聲，國民黨昆明防守司令部派第五軍邱清泉部包圍了會場。軍人們先用***對空射擊，以示警告，隨後，特務們衝進會場來搗亂，現場一片混亂。

1946年，西南聯大開始分批北歸，堂哥褚時俊也要走了，他將回到清華大學完成自己的學業。褚時健和二伯家的堂哥褚時仁一起，到車站為大哥送行。大哥雖然走了，但他已經把年輕的兄弟褚時健、褚時仁和褚時傑帶上了一條充滿艱辛的道路。他相信，他們必將完成從進步學生向革命者的轉變。

那時的昆明，並沒有因聯大的撤離而平靜，學生運動風起雲湧，一張書桌已安放不了年輕學子怦怦跳動的心臟了。

7月11日，民盟中央委員李公樸慘遭暗殺。

7月15日，聞一多先生在李公樸先生的追悼會上，面對國民黨特務，慷慨激昂地發表了著名的《最後一次的講演》，他說：“去年‘一二·一’昆明青年學生為了反對內戰，遭受屠殺，那算是青年的一代獻出了他們最寶貴的生命！現在李先生為了爭取民主和平而遭受了反動派的暗殺，我們驕傲一點說，這算是像我這樣大年紀的一代，我們的老戰友，獻出了最寶貴的生命！這兩樁事發生在昆明，這算是昆明無限的光榮！”

聞一多在《最後一次的講演》中留下了這樣的話：“歷史賦予昆明的任務是爭取民主和平，我們昆明的青年必須完成這任務！”

當天下午，聞先生在回家途中被國民黨特務殺害。

“一二·一”事件和“李、聞”事件，暴露了國民黨政府血腥殘暴的一面。褚時健和當時的進步青年一樣，並沒有感到害怕，他只是更加明白，爭取民主可能會付出血的代價。

“可以說，我的人生道路那個時候就確定了，就是幹革命，建立一個民主自由的新中國。我參加了青年團，嘁著‘打倒蔣介石，大家有飯吃’‘要民主要自由不要獨裁’的口號整天上街遊行，鬧**、鬧革命。1947年，我考上了高中，不過我根本就沒有上學。我覺得，在那種時局下，我已經沒有了讀書的心情。”

1948年，在得知自己因參加學生運動被國民黨特務盯上的訊息後，褚時健悄然離開了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