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第一車間革命（下）(第1/2頁)

“第一車間”淋漓盡致地展現了褚時健的經營思路和風格，尤其是他的應然性思維模式。“應然性”和“約束性”之間的鴻溝，他又一次信步越過了。

“第一車間”的全國性影響力

讓農民也分一杯羹

“第一車間”風靡中國

達到世界級烤煙的水準

跨越最後的鴻溝

“第一車間”的全國性影響力

褚時健不斷擴大“第一車間”的規模，1987年擴大到60萬畝，覆蓋了玉溪地區絕大部分煙區，而當玉溪鄰近的縣市看到“第一車間”給農業帶來的好處時，它們紛紛要求加入“第一車間”。20世紀90年代初，“第一車間”終於越出了玉溪地區的界限，向紅河和曲靖延伸。到了20世紀90年代中期，“第一車間”的總面積接近130萬畝，最高時能為玉溪捲菸廠提供將近400萬擔優質烤煙，質量也一年比一年好。1988年，“第一車間”中上等菸葉的比例達到85%左右，上等菸葉的比例接近40%，這已經完全達到了美國菸葉的水平，質量超過了巴西和辛巴威的菸葉質量。

玉溪捲菸廠從這400萬擔優質菸葉中再挑出200萬擔，它的品質就無可挑剔了。有了這些優質的原料做後盾，無論是從哪個角度看，玉溪捲菸廠都把國內同行遠遠甩在了後面。但這些優質的原料還不能派上用場，由於褚時健要求全發酵，這些菸葉需要存放至少兩年的時間才能投入使用。憑藉內部管理的改進和裝置更新帶來的品質增長，玉溪捲菸廠出品的香菸一直處於供不應求的局面，稅利連年處於複合式猛增態勢。1985年，生產香菸63.77萬箱，稅利達4.0782億元，同比增長36.17%。1987年，生產達到92.3萬箱，稅利在1986年增長25%的基礎上再猛增49.6%，達到了7.6266億元。

不過，麻煩並未就此結束，國家菸草專賣局在發現玉溪地區的烤煙並未上交而是直接給了玉溪捲菸廠時，他們來興師問罪了。褚時健以那份“會議紀要”作為擋箭牌，坦誠地講了他發展“第一車間”的理由。這些前來“問罪”的官員似乎覺得也有道理，在雲南省政府的協調下，國家菸草專賣局默許了“第一車間”的存在。但除“第一車間”之外，雲南菸葉每年仍有大規模的外調。

褚時健後來傾向於認為，他之所以能逃過這一劫，主要是因為那時中國經濟剛開始起飛，當時的風氣是，只要企業提的意見合理，地方政府同意了，中央的備部門就不會老來阻礙它。

煙田“第一車間”的成功，使玉溪捲菸廠的騰飛變得近在眼前。“三合一”後來產生了很強的衝擊波，在風行一時的“紅塔山”“紅梅”等的衝擊下，各地紛紛效仿，菸草專賣剛剛確立起來的產、供、銷體系，在地市一級紛紛分崩離析。“第一車間”可以視為褚時健對中國菸草行業最大的影響之一。

讓農民也分一杯羹

1985年，玉溪捲菸廠為試驗優質菸葉的種植投入了50萬元，在1986年大面積種植展開後，他們投資281萬元，到1987年增加到1280萬元。到90年代，隨著玉溪捲菸廠實力的增長，給予農民的補貼每年猛增至上億元，甚至在90年代中期一年就超過10億元。

最早的這些補貼，主要是用來給農民修水利、修公路、購買化肥和薄膜。這些都能找到很好的理由：雲南的雨季一般S月份才到來，而為了鼓勵農民早些種煙，拉長煙葉的生長期，就要為他們修建引水工程。雲南山地多，平地少，為了避免種煙與種糧爭良田，菸葉就要種在山地上，而很多山區道路不通，烤煙需要的煤炭等燃料運輸困難，就需要給他們修公路。

但這些還遠遠不夠，起碼褚時健是這麼認為的。他希望能真正提高農民的收入，認為應該讓這些農民也來分捲菸廠效益的一杯羹，當然，這本身有利於提高玉溪捲菸廠的競爭力。因而，藉著“第一車間”的成功和玉溪捲菸廠的強大，他們對農民的資金投入增加得越來越多，從最初1986年的281萬元，到1989年的4164萬元，再到1992年的36億元，1994年達到6億元，而1995年則突破了10億元。到褚時健離開時，總投資已經達到40多億元。

這是一筆難以想象的投入。

褚時健的方法是在改善菸農的生產條件的同時，大幅提高優質菸葉的價格。之前，國家已經為菸葉的等級定了價，不許任何菸廠改變它。但褚時健想辦法繞開了它，他採取價外補助的方法：對農民種出的優質菸葉，先按國家收購的價格支付給農民，菸葉收購結束之後，在春節前夕，再按菸農賣煙的合同給菸農兌現額外的補貼。事實上，菸農就有了兩次收入。並且，上等菸葉生產得越多，得到的補償也越多，有時候他們得到的補貼甚至超過國家定的收購價格。這些補貼不僅有貨幣，還有化肥、薄膜等。

在“第一車間”剛開始的幾年裡，玉溪捲菸廠並不富裕。1985年，它所得的利潤不過4000萬多一點兒，裝置引進還欠著鉅額的貸款，在雲南省政府的幫助和反覆協調下，有關方面同意他們稅前還一部分貸款。然而，褚時健毫不動搖地堅持對“第一車間”的投入。很多人認為，既然透過試驗證明，按美國技術標準種植，農民能獲得更多的收入，即使不給額外的激勵，農民也會樂意去做。

但褚時健並不這麼認為，一方面，從長期看，各方都應獲得利益，農民在其中的貢獻很大，甚至是最大的，但按專賣下的分配比例，菸農的收入被卡死了，獲利很小。這時，褚時健“利益平衡”的經營哲學就發生了影響；另一方面，他認為中國的農民實在太苦太窮，理所應當獲得一份像樣的收入。有時候，他甚至有一種民粹主義情結，過分同情處於下層的窮人，因而當“第一車間”把越來越多的農民帶得越來越富裕時，褚時健的幹勁也越來越足了。在他的帶動下，萬元戶、十萬元戶在農村不斷湧現。90年代中期，邊陲之地的雲南，農民的平均收入居然位居全國前列。

褚時健後來說：“‘第一車間’使農業的收入提高了二三十倍，這些地區的農民開始富裕起來，擁有三五萬資產、十多萬資產的農民多起來了。”他至今認為，“第一車間”是他幹過的最有價值、最自豪的事情。

“第一車間”風靡中國

在褚時健剛剛推動“第一車間”煙田的時候，國內知道此事的同行們都抱著看笑話的心態作壁上觀，當他們醒悟過來的時候，從市場競爭的角度看已經為時太晚了。確切地說，是“紅塔山”“紅梅”“阿詩瑪”風靡中國市場的現實喚醒了他們。實際上，1987年，玉溪捲菸廠已經超越上海捲菸廠，佔據了菸草行業的頭把交椅，並一舉位列中國工業企業稅利前五強。

不用說，這些捲菸廠也開始大規模引進裝置，但市場並沒有歡迎他們的產品。他們這時才開始意識到原料的問題，於是，大規模的參觀學習隊伍擁到了玉溪捲菸廠。

像河南、貴州、四川、山東、湖南這樣的種煙大省，都由分管農業和菸草的副省長帶隊，浩浩蕩蕩來到玉溪。從1988年“第一車間”聲名鵲起開始，一商到90年代中期，前來學習參觀的隊伍絡繹不絕。玉溪捲菸廠平均每天要接待300多支參觀隊伍，甚至像通海、澄江、江川這些縣菸草公司，褚時健也得給他們拔出專款，接待這些前來參觀的人。

褚時健是個開放的人，他並不擔心這些人把“第一車間”這一套拿走，而是敞開心扉，與他們暢談做法和想法。這些人在回去之後，都照著“三合一”菸草基地模式做了，“三合一”體制很快在全國推廣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