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玉溪捲菸廠的風和雨(第2/4頁)

說去就去。地委領導找褚時健談過之後，他就來到塔甸煤礦做“任前考察”了，考察這裡的地形地貌、自然條件，觀察礦工的生活。他看到這裡的礦工沒水洗澡，生活非常苦。但也有令他滿意的地方：這裡山大，山林多，臺旨滿足他打獵的愛好，秋天還可以拾點兒菌子，四野都是鮮花。褚時健想，老婆孩子肯定會像他一樣高興。

他甚至想好了如何改善這些礦工的生活條件，他發現煤礦後面的山上竟然有天然的蓄水塘，而且水還很清澈。褚時健腦海中馬上浮現出計劃：無論如何都要克服困難從這裡取水，讓每個礦工一出井就可以舒舒服服地洗個澡。他還想買幾輛大客車，週末接送礦工到玉溪和家人團聚。

令褚時健沒想到的是，這個時候“後院起火”了。妻子馬靜芬和女兒褚映群死活不肯再進大山溝。

馬靜芬說得也有道理：“我和女兒跟你在大山溝已經生活了二十年，好不容易回到城裡，你又要把我們母女倆帶到山溝溝裡去。要去，你一個人去！”

面對妻子的肺腑之言，褚時健也不好堅持。但他不甘心，就找了一輛大卡車，連哄帶騙地把馬靜芬和女兒騙上了車，讓她們去看看礦山環境，或許能夠改變她們的想法。但馬靜芬和女兒到了那裡，看到滿臉煤灰的礦工都一臉愁苦地上下班，大風揚起的漫天灰塵中，家屬們在供水站前排隊取水，孩子們在髒兮兮的泥地上玩耍。

勉強待了一個晚上後，妻子和女兒堅決不肯再住一個晚上。

但褚時健還是向她們大力“推銷”自己的未來規劃，哪裡要建一條柏油路，哪裡要蓋一座電影院。妻女哪裡聽得進去：“你就是把這裡建成天堂，我們也不來。”

糾結了一整晚，褚時健不再堅持原來的想法，他決定去玉溪捲菸廠，用他的話說：“一家人有兩個人拗著（不同意）也彆扭。”

任前摸底、談條件

決定履新玉溪捲菸廠，褚時健自然少不了要摸摸這家玉溪最大的企業的底。情況和他之前知道的差不多，對褚時健而言，這家國有企業最讓他頭疼的，既不是它的生產能不能上去，也不是它的品質能否改進，而是“文革”遺留下來的派性鬥爭，以及圍繞著派性形成的盤根錯節的人際關係。這種派性鬥爭，並不僅僅侷限於玉溪捲菸廠內部，在外部也有很大的延伸。

褚時健知道，要在內部卡住這些鬥爭，就要掐斷權力上層的支援。上任前幾天，褚時健專門去找了一趟玉溪市地委書記胡良恕。

褚時健開門見山地說：“胡書記，我接受地委安排我到玉溪捲菸廠的工作，但是地委必須答應我一個條件。”

“什麼條件？”胡良恕問，“如果地委能做到，多少條件都行。”

褚時健給胡良恕分析了玉溪捲菸廠遺留下來的派性鬥爭對生產的不良影響，他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像我這種情況，一個人從外面來到玉溪捲菸廠，心裡最害怕的，就是玉溪捲菸廠兩派都很有勢力，如果這兩派鬧起來，我就沒有辦法了。希望諸位地委領導不要支援造反派。有什麼事情領導們叫我來說，我不對，領導們可以批評我。但如果領導們支援造反派，我的工作沒法兒做。”

胡良恕哈哈大笑：“我還以為是多大的條件呢，好！”

褚時健接著說：“給我一年半載的時間，等我站穩腳跟後，自己就能應付了。在此期間，凡上訪、告狀、請願、鬧事的，請領導們一律駁回，由我處理。”

胡良恕隨後召集地委領導開會，並把這一條件達成共識，還做了會議紀要。這一支援，為褚時健在玉溪捲菸廠掃除了第一個大大的障礙。

初到“玉煙”：破舊而雜亂

1979年10月的一天，褚時健舉家遷往玉溪。這一天，玉溪捲菸廠派了三名員工，開著一輛載重五噸的大卡車來接他們。

從1958年褚時健被劃為“右派”離開玉溪，到今天重回玉溪，整整21年。21年中，褚時健差點兒因瘧疾喪命，也差點兒命葬紅河，還有可能被鬥死，或因營養不良而死，就像他堂哥褚時俊那樣。但他一路走過來，從紅光農場、新平縣畜牧場、堵嶺農場，到曼蚌糖廠，再到戛灑糖廠。褚時健以“流放右派”的身份，在如此狹小的空間裡生存，促使這些地方一個接一個變好，奇蹟一個接一個發生。

此時，女兒褚映群已經在恢復高考後考上大學，到昆明讀書去了，尚在身邊上學的兒子褚一斌也已經16歲。

三名來接褚時健的玉溪捲菸廠員工，動作麻利，一會兒就把褚時健一家人的家當全部裝上車了。其實，這些家當少得可憐：除了一隻大箱子，幾乎就沒什麼了，更別提什麼傢俱了。在褚時健和馬靜芬的指揮下，工人們把褚時健臨時做的木箱，甚至柴火都搬上了車。這也讓人大惑不解：“褚廠長，這些就不用裝了吧？這種木箱我們那兒多的是。”褚時健只好告訴他們：“這些東西以後都用得上，可以拿來做傢俱、做大沙發嘛。”好嘛！這輛載重五噸的大卡車也算裝得滿滿當當了。

戛灑糖廠的職工得知褚時健今天就要離開，自動站成一排，和褚時健握手告別。很多職工眼裡噙著淚，其中一位職工拉著去接褚時健的玉溪捲菸廠員工的手說：“褚廠長是我們的福氣，這下子，你們把我們的福氣也接走了。”

這輛載著褚時健一家三口和滿車柴火的大卡車，經過五個多小時的顛簸後，離開了哀牢山，駛入玉溪。

到達玉溪捲菸廠時，已近日落時分了，抬頭能看到美麗的晚霞，但低頭從車窗看出去，卻是另一番景緻：破舊而雜亂的房屋，坑窪不平的路面，T人們呆滯無神的眼睛和灰暗的身影。廠區大部分房屋是用土坯建的，因為年久失修，放眼望去一片蕭條景象。

卡車開到一排磚砌平房前停了下來，司機指著其中的一間對褚時健說：“就是這一間。”

這是一間14平方米的房屋，裡面只有兩張高低床和一張舊桌子。褚時健一邊樂呵呵地往房間搬東西，一邊吩咐褚一斌：“一斌，你和我睡上鋪，你媽和你姐姐睡下鋪。”馬靜芬則充滿了憤怒：“他們在故意收拾我們！”

第二天，玉溪捲菸廠負責分配房屋的人重新給他們分配了一間28平方米的房間，總算可以把它分成兩個房間了。

話說回來，當時整個玉溪捲菸廠的生活條件都很差。普通員工一間土坯房隔成兩間，兩個人或兩家人住，職工們經常開玩笑說：“這邊的孩子撒尿，就衝在那邊的床上了。”裡面這家的通道要從外面這家中間過，拿草蓆隔著，有時候外面這家的男人出差了，難免生出很多尷尬事。有幾個住外面的乾脆把通道給堵死了，裡面那家只好從後面另外挖個門、搭個橋繞出去。房簷上下還有很多雞窩，這些雞窩在褚時健站穩腳跟後，被馬靜芬用棍棒給取消了。

而最奇特的現象是，每個職工上下班都提著一隻瓦罐。褚時健後來得知，這些職工實在窮得買不起保溫水壺，只能在下班的時候，用瓦罐接一罐熱水帶回家。

褚時健剛就任，就挨家挨戶登門拜訪工人。當他走進一位老工人的家時，發現祖孫三代都擠在一間不足18平方米的房子裡，他的心被深深地刺痛了。而當時全廠有1/3的職工都處於這樣的困難狀態。

“玉煙”印象：政治高亢，情緒低落

雲南菸草種植和生產的歷史並不長，在辛亥革命前後從美國引種進中國。1922年，在唐繼堯的支援下，雲南省第一家捲菸廠——昆明亞細亞捲菸廠建成，生產一種以“999”為牌號的香菸，為了紀念雲南響應辛亥革命而發動的“重九起義”。1949年，將“999”改名為“大重九”。

19世紀30年代末、40年代初，傳奇的植物學家蔡希陶從美國引進了革命性的菸葉品種“大金元”，成規模的菸草種植就從這個時候開始。由於雲南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種出的菸葉色澤黃潤、味道醇厚，20世紀30年代，“雲煙”的名聲就傳遍了中國，而玉溪則有了“雲煙之鄉”的美譽。

不過，玉溪捲菸廠的歷史是從1956年玉溪菸葉復烤廠開始的。1959年，國家輕工部進行工業佈局調整。從一家名叫“華美”的上海私人捲菸廠調來30臺“永進”“新中國”捲菸機到玉溪菸葉復烤廠，一同前來的還有36名上海師傅。為了儘快生產出捲菸，很多工序都是手工進行。它最早生產一種叫“人民公社”的香菸，但似乎不那麼受歡迎，此外還生產了“紅梅”“翡翠”“恭賀新禧”等。後來名滿全中國的“紅塔山”，名字源自“***”時期被人們刷成了紅色的元代古塔，古塔所在的那座小山原本叫白塔山。1959年正值新中國的國慶10週年，為給10週年獻禮，“紅塔山”香菸誕生了，當年生產了80箱。玉溪捲菸廠還精挑細選了一箱“紅塔山”，在上面寫上“送給毛主席”，託人送往中南海。

褚時健來玉溪捲菸廠前，玉溪捲菸廠的捲菸機器已有68臺，但都是國外早已淘汰的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產品。

這個菸廠當時的情況是，政治高亢、情緒低落。人們的狀態也是如此，口號叫得很響，但精神萎靡不振。褚時健的記憶是：生產環境很差，機器響、溫度高、菸灰嗆，工人上班渾身汗，下班一身灰。

1969年師範畢業進入玉溪捲菸廠的邱建康，算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從普通的體力工幹起，在褚時健進入玉溪捲菸廠的時候，已經晉升為技術員。那時候，一個車間只有一個技術員。雖然入廠10年，但是，邱建康從來不認為自己可以改變什麼，也沒有感受到有什麼改變。反正天天上班、下班、幹活兒，沒有什麼低效率、高效率之說，工人們把那些制好的菸絲入庫，天天就千這個。在他看來，一年又一年，什麼也沒有變，什麼都不會變，好像就只能是這樣了。

褚時健來到菸廠後，工人和家屬找他說情最多的事情，不是請他安排工作，而是請他手下留情，放他們到其他單位去，其中不乏他的老同學和老領導。他的一位同學找到他，請他同意放他兒子到物資局去，因為他擔心兒子找不到物件。褚時健對這位同學說，要相信菸廠會好起來，但同學哪裡聽得進去，最後，褚時健只好放人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