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玉溪捲菸廠的風和雨(第3/4頁)

因為太窮，廠裡有三十多個職工找不著物件，姑娘們都不願意嫁給這裡的職工。像邱建康那樣的技術員，月工資也就28塊，一般職工就更低了。這些沒找到物件的老職工中，還包括後來升任雲南省委書記的普朝柱的侄子。後來，褚時健打聽到，當年國家在西雙版納建橡膠廠，為了解決男女平衡問題，特地從玉溪招了大批女工到西雙版納去。但這些女工不願留在當地，一直不肯結婚。褚時健讓菸廠工會別出心裁地組織了幾次“聯誼會”，並對那些姑娘以各種條件相誘，這些老職工才一個個地解決了婚姻問題。

玉溪捲菸廠在1978年完成的生產指標是27.5萬箱，利潤完成9000多萬元，其中可支配利潤145萬元，“紅梅”佔了這27萬多箱的大頭兒，“紅塔山”只有4000多箱。當時最大的問題是煙賣不出去，退貨嚴重。1979年玉溪捲菸廠的總產量是30萬箱，卻有6萬箱積壓在倉庫裡。玉溪捲菸廠有個電影院，星期六晚上大家都希望能看看電影，但退回來的煙實在太多了，只好把電影院也當作倉庫用。

和西方企業的董事長、CEO不同，中國國有企業是由共產黨來領導的，企業決策的核心人員都是共產黨員，並由他們構成“集體領導班子”。褚時健進玉溪捲菸廠時，領導班子共有12名成員，稱為“黨委委員”，加上他一共13名。這13名成員裡，有兩名是老幹部，屬於以前跟共產黨打天下的功臣，另外10人全是“文革”造反派起家的。有趣的是，這10名成員中，長期在玉溪捲菸廠武鬥的兩派——“炮派”和“八派”又備佔5名。由於兩派勢均力敵，上邊的領導也知道其中厲害，任命領導時就“一碗水端平”了。

褚時健發現，開黨委會時，無論什麼樣的方案和議題，也無論是正確還是錯誤，至少總有5人支援或反對。很多問題議而難決，有時候開會，從早開到晚，甚至開到深夜，也解決不了什麼問題。而且，不僅在領導層中存在著這種情況，下層也一樣瀰漫著這種鬥爭氛圍。

“見面禮”：派系的明爭暗鬥

玉溪捲菸廠給褚時健的“見面禮”有點兒尷尬。

1980年初，也就是褚時健剛來玉溪捲菸廠不久，雲南省有關部門組織了一次香菸評吸會。這次評吸會由專家對香菸的品質、味道進行現場品吸、評論，再由相關部門根據抽查結果指出存在的問題。評吸會，往往成為糖菸酒公司的訂貨風向標。

“辣！苦！嗆！”這是專家們對“紅梅”煙的一致評價，這些專家不願意多吸一口，就給它定調了。在主持人宣讀抽查“紅梅”過程中發現的問題的時候，臺下不時發出鬨笑，這些問題包括：一包煙只有18或19支，而且竟然不是少數，有的一條煙中只有9包煙……

“紅梅紅梅，先紅後黴。”這句市場對“紅梅”的流行評語，也夾雜在評吸會的鬨笑聲中。

因為憑手抓，工人們又都不大用心，差錯率自然高，因而這種一包煙十八九支的情況很正常。而包裝更是糟透了，用來做煙箱的紙又薄又差，人們稱之為“馬糞紙”，很多時候，煙還沒送到零售店就散架了。

褚時健硬著頭皮站起來，請主持人別唸了，給他留點兒面子。“我聽懂了，情況很老火。我們回去整頓，產品質量一定會提高，等專家們下次來的時候，我們的情況一定會好得多。”

褚時健帶著沉重的思索離開，他下決心一定要整頓這家菸廠。而作為整頓工作的第一步，他又恢復了抽菸。二十年前，他被劃為“右派”時，工資從每月90多塊驟降為每月20多塊，為此他不得不戒了煙。現在，他需要用自己的舌頭來幫助他辨別哪些香菸的品質是優良的、令人舒服的，哪些香菸的品質是惡劣的、讓人不快的。

到底是怎麼生產出一包煙只有十八九支、一條煙只有9包的？褚時健要求增加抽查頻率，並按比率定下制度，每千包（條）應該有多少必須抽查。

他認為，之所以會出現這些低階問題，主要是人的責任心問題，他要求各車間根據實際情況建立和完善不同形式的責任制。

褚時健還定下一項制度，發黴的菸葉一律不得進入生產環節，對入廠的菸葉全部進行復烤，包裝重新選紙，裝置進行一次徹底的大檢修。

接下來，褚時健決定在玉溪捲菸廠上濾嘴煙。之前昆明菸廠已經開始生產這種看起來挺時髦、賣價不錯的香菸，市場反響非常不錯。工作剛佈置下去，濾嘴車間的車間主任就找上來了。原來，不知誰造謠說濾嘴棒的金粉有毒，車間主任調了一個“炮派”的成員到這個崗位，但他死活不去，要求調一個“八派”的去。車間主任只好來找褚時健。

“他們說怕金粉，不去上班。”

“怕金粉？別的人去也有金粉。他不去你不要強迫他去，月底算工資你按崗位算，他沒到崗位，不要給他算工資。”

褚時健知道玉溪捲菸廠“炮派”的頭子是誰，就是菸廠黨委成員楊副廠長。車間主任走後，褚時健找來楊副廠長直接說：“老楊，招呼好你的弟兄們，你鬧了我最先收拾你，如果你支援他們鬧，你就沒有好下場。”

如此單刀直入。

威風八面的“炮派”頭子，從來都是廠長、書記要用甜言蜜語拉攏的物件，哪裡受過這般奇恥大辱。楊副廠長跑到玉溪地委找他們“炮派”的頭頭兒去告狀，控訴褚時健的獨斷專行。沒料到，這個領導聽完後當場翻臉，沒有像以前給他撐腰的樣子，並讓他趕緊乖乖回去上班。楊副廠長灰溜溜地跑回來，只好對那些“造反派”兄弟說：“不能鬧了，這回來硬的啦，快點兒去上班。”

褚時健的“任前條件”起了作用，他和胡良恕訂下的“約法三章”，關鍵時刻果真幫到了他。

月底，那個沒按車間主任安排去濾嘴崗位上班的職工真的沒領到工資，幾個“炮派”兄弟帶著他來告車間主任。褚時健告訴他們：“你沒有到車間主任安排的崗位去上班，按曠工處理，我支援他。”

他們沒想到，新廠長這麼強悍。僵持了一會兒，這幾位職工知趣地走開了。之後，菸廠因為派性發生的鬧事也慢慢少了。

下馬威：漲薪風波

中國進入20世紀80年代，經濟改革的氛圍越來越濃厚，它帶來的變化，也讓玉溪捲菸廠這個之前幾十年如一日的老國企開始顯露出生機。

好訊息！要調工資了！這是菸廠職工二十多年來都沒有聽過的訊息。但也有一個難題，凋工資的名額比例只有40%，怎麼調？其實也沒加幾個錢，但這不僅是增加工資的問題，還涉及對職工工作的肯定，這可是讓人頭疼的問題。人性常常如此，沒啥盼頭的時候，人們都相安無事，有點兒盼頭了，反倒像開啟了潘多拉盒子——麻煩來了。

褚時健對此極為重視，他本想請黨委書記林某某來定這件事，但林書記在玉溪捲菸廠比褚時健多待了四五個年頭兒，他知道這裡的麻煩。這一次，林書記乾脆住院去了。於是，褚時健請一位副廠長專門管這事兒，掛牌辦公，接待反映調資問題的職工。

上級定的調資比例很滑稽，調40%，意味著可能失掉60%的人心。果然，在第一榜公佈後，風氣好轉沒多久的廠子又亂了起來，榜上無名的職工開始集體怠工，發洩不滿情緒。

眼看就是一次工潮，褚時健著急了，他去醫院找林書記商量對策，卻碰了一鼻子灰，只能氣急敗壞地回到廠裡來。一位副廠長甚至帶著嘲弄的口吻對他說：“褚廠長，您怎麼急成這樣？別急壞了身子。”

國有企業的領導層也免不了明爭暗鬥，黨委書記關係網中的一幫老隊伍，那些褚時健來了之後被迅速邊緣化了的派系頭頭兒，也正希望借這次內亂趕跑褚時健。

菸廠第一車間的制絲車間已經鬧出了事，職工群起圍攻車間主任，褚時健聞訊從醫院往回趕。大家把車間主任圍在中間，看到褚時健出現，大家圍了過來，鬧得最兇的竟然是年輕的技術員邱建康。褚時健納悶兒，邱在調資的名單內，他鬧什麼呢？

從群起的議論聲中，褚時健知道這次調資確實問題不少，有點兒職權的都拉攏扶持親信，邱建康是出來打抱不平的。褚時健一言不發就離開了。回到辦公室，他讓人通知邱建康來見面，同時讓人把調資的所有資料拿來研究。

邱建康來了，這是他們倆第一次近距離接觸。這個後來唯一得了褚時健真傳的年輕人，最終做出了一番大事業，但當時的他像個愣頭兒青，在褚時健面前直言無畏。褚時健和聲細語地和他聊了一會兒，瞭解了箇中情況。他明白分配是一門大學問，尤其對國有企業來說更是如此，但此時，他也找不到良策。

研究資料，尋找對策，褚時健一宿未眠。第二天，褚時健決定，將40%作為全菸廠整體的調資指標，而不是把這個指標僵化地執行到每一個車間。這樣，他就有了一定的空間，儘量把機關和後勤的名額讓給一線的員工，一線車間可以突破40%，達到60%，甚至是70%。

最後的方案出臺，大多數人表示接受，職工的情緒慢慢緩和下來，這場風波總算過去了。這時候，生病住院的林書記也病癒出院了。

考試：鍋爐事件

最大的一場考試終於在1981年8月來臨，這就是當年的“鍋爐事件”。這件事之前的褚時健和這件事之後的褚時健，對玉溪捲菸廠來說完全不一樣。這件事之後，褚時健算是贏得了“大考”，徹底征服了玉溪捲菸廠的職工。

玉溪捲菸廠有兩臺六噸半的鍋爐，一臺壞了。當時玉溪捲菸廠整個的復烤和捲菸全都依靠這兩臺鍋爐，壞了一臺就意味著那些新入庫的烤煙無法復烤，不僅菸葉有變黴的危險，而且可能導致停產，那樣的話，鍋爐壞了就會演變成一個全域性性的問題。但是，這些國有企業的員工和領導似乎早已習慣了這樣的“大場面”，絲毫沒有驚慌失色，而是處變不驚，大多數人甚至帶著“和我無關”、等著看好戲的心情。

那時，玉溪捲菸廠剛剛有起色，頭年繳納的稅收也大幅增加。為了讓這些財稅大戶理順生產，雲南省經貿委還在下面專門成立了一個生產指揮部，而鍋爐一停，必然影響到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所以，雲南省經貿委一位分管生產指揮部的副主任目丁著褚時健，要求每半小時彙報一次修理進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