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山中歲月(第2/4頁)

“妻子孩子都來了，我不能讓她們餓死。”褚時健時時刻刻提醒著自己。他細細盤算，自己一個月工資22.8元，妻子12元，兩個人是34.8元，三個人吃飯，每人每月8元的伙食費，總共24元，還剩下10.8元，要包括其他一切花銷，生活起來很緊張。但是一家人能在一起，他覺得自己比別人還是幸運些。他知道，妻子執意從昆明跑過來當山民，是怕他一個人挺不過去。既然來了，他就有責任讓妻子孩子過得好點兒。

褚時健的屋子在半山坡，沿小路下山，百米開外就是紅河，每天出工都要經過。望著滔滔江水，褚時健常常想起故鄉的那條江。

一天，褚時健翻騰自己帶下來的破木箱，不知怎的，從一堆破爛中翻出了十多個釣鉤，這是當年在玉溪釣魚時留下的。他如獲至寶，連聲說：“天無絕人之路，有這個我就不發愁了。”

有鉤沒有線，他把線衣拆了一件，兩口子一起扭線。天黑後，褚時健到江邊去下釣鉤，第二天天剛亮，他就跑去看看戰果，好傢伙，鉤住了四五條長長的魚。褚時健對妻子說：“這個買賣好整嘛！拿得來魚，我們就有了一條出路。”

此後，他差不多天天去釣魚。晚上下鉤，天不亮就取回魚養在小水溝裡，傍晚煮魚湯喝。他說：“那個時候，人要千很重的活計，只有稀飯充飢，那麼多人得水腫病，我們家一個都沒有得，想想真要感謝魚呢。”

農場的“右派”和勞改犯不一樣，工作範圍劃定了，節假曰可以到縣城裡去走走，買東西，趕集。

褚映群這孩子在苦難中長大，懂事，從不對父母提什麼要求，只有元江城裡那兩毛錢一杯的甜水，是她進城一趟唯一想著的東西。褚時健的預算裡，每次都留兩毛，這也是他唯一能給女兒的。

有一次到縣城，碰上賣三塊五一斤的高階糖。所謂高階糖，就是有糖紙包著的奶糖。這在當時的小縣城裡是個稀罕物，買糖的隊伍排了很長。映群再也走不動了，眼睛直直地看著那些糖塊。

褚時健告訴女兒：“那個糖有什麼好，粘在牙齒上揪都揪不斷。”

可映群就是不肯走。兩口子商量了半天，一咬牙排上了隊。就在隊伍裡，兩人還在猶豫，褚時健對妻子說：“這要喝兩毛一次的甜水可以喝多少次呀。”馬靜芬看看女兒那渴望的眼神，不忍從隊伍裡出來。最後，兩口子下了狠心，給女兒買了一次糖，這是褚映群那些年得到的“最高階的禮物”。

家人：巨大能量的原動力

在勞改農場，最主要的事情就是幹活兒。當時農場的一千多名“右派”，都幻想能用自己的勞動，換取早日“摘帽”的資格，褚時健也不例外。正是抱著這樣的幻想，他一個人幹幾樣工作，頂好幾個勞力。

1960年，元江碰上了百年不遇的洪水，從上游林區衝下來的泥沙中，裹挾著許多原木。這些木頭最長的有十多米，直徑大約三四十厘米。褚時健領著他的組員來到江邊，他打算下水撈木頭。這時的元江水面比平時寬了十多米，湍急的水流打著漩兒，濺起的波浪都是紅色的，水聲大得說話都聽不見。遠遠看去，峽谷裡的江流就像一條翻騰的紅龍。大家夥兒都被暴怒的江流驚呆了。在這種江水裡撈木頭，這想法實在太瘋狂了。

可褚時健太想要這些木頭了，副業組烤酒、榨糖、搭工棚都需要木材。他深信自己的水性，他讓別人在江邊接應，自己一人下到江裡。從上午九、十點鐘一商到下午，連午飯都沒有吃，褚時健拖出了十多根原木，累得頭暈眼花。

“一直到下午四點，又餓又累，我已經上岸了。這個時候，一根大木頭漂了下來，有十來米長，四五十厘米粗。我告訴我們副業組的兩個人，我下去拖出這根就走。我推著木頭向江邊遊，離岸還有20多米的時候，我發現不好了，江水開始打漩兒，我當時全身的力氣消耗完了，只有放棄木頭了，心想快點兒游出來。”可是這時，褚時健已經被木頭帶進了漩渦。江邊人們的呼喊，他已經聽不見了。褚時健說：“人哪，有時候家庭情感會產生巨大的力量，我看著出不來了，腦子裡浮現出她們兩個。我最過意不去的事情，就是把她們丟在這兒，我死了不要緊，她們今後日子怎麼過？一想到這個，我突然有力量了，水流剛把我衝到一塊岩石上，我一把抓住了石頭，水頭就折過去了。如果沒有這一秒的靈光一現，我肯定出不來了。”

半個小時後，褚時健才搖搖晃晃地從灘上爬了起來。這一幕，他沒有告訴自己的妻子。他說：“我這一生，好幾次遇著要死的坎兒，最後關頭，還是對家人的牽掛讓我選擇了生。”

有些人喜歡承諾，因為有人看重承諾。馬靜芬說：“我從來沒有從他那裡得到過任何承諾，但我清楚，這個男人是個可靠的人。同樣，我也沒有給過他什麼承諾，我們那個時候的人，不靠這個，就憑相互的信任，託付一生。”

2013年10月19日，褚時健回憶起那些年月，說：“我們那個地方環境苦，但景色很美，最困難的三年，就靠我下河釣魚，靠全家人上山採野菜、挖竹筍，一直堅持到1961年。按人家的說法，這是叫花子養鸚哥——苦中作樂。後來，我們全家到電影院觀看電影《天雲山傳奇》，那晚，全家人都哭了。”

畜牧場副場長：餓肚子的高山牧馬人

1961年，褚時健終於等到了“摘帽”的訊息。這一年，全國的幾十萬“右派”中，已有十多萬人先後摘了“帽”。

雖然對自己怎麼當上的“右派”心存疑問，但褚時健仍然渴望著“摘帽”的這一天。可當這一天到來時，他發現，生活從1958年12月拐了彎之後，再也不可能回到原來的軌道。這是一條單行道，沒有回程車。

不過，他的境況還是有了些變化，他被任命為新平縣畜牧場副場長。

褚時健一家離開了紅光農場，走進了磨盤山中。

磨盤山因山頂平坦，形似磨盤而得名。那是杜鵑花開滿山間的時候。火樹杜鵑頂著一團團花朵，遠觀如簇簇燃燒的火把。山頂風大，草場上遍佈鵝蕾和淡藍的色彩，整個山谷美不勝收。當年，褚時健和老伴就在這裡當牧馬人。

現在，如果從新平縣到磨盤山，路上可以看到醒目的標牌：磨盤山國家級森林公園。可當年褚時健舉家搬遷時，這裡人跡罕至，偌大的高山草場，只有畜牧場一個單位。

畜牧場有七十多名員工，養著幾百只高加索綿羊，還有荷蘭奶牛和二十多匹高加索馬。別看草場面積大，但地勢高峻，風勢凜冽，牧草談不上豐茂。縣裡每年給牧場分配40萬斤草料，遠不夠牛羊吃飽。褚時健說：“那個時候，人沒糧食，餓得瘦條條的，牛羊吃不飽，不起膘，和人一樣，沒有一點兒多餘的脂肪。”他迫切地想改變畜牧場的現狀，把周圍的溝溝坎坎、大小山頭都跑遍了，也沒想出好辦法。他不明白，條件不具備，憑什麼要引進這些遙遠地方來的牲畜？

畜牧場幾十號人，在如此空茫的山中，幾近於無蹤無跡。風乾物燥，磨盤山年年山火不斷，山上大大小小的野生動物也對農場的牛羊形成了威脅。上級給牧場配發了槍支，褚時健扛上槍，巡山成了他的主要工作。

馬靜芬終於回到了本行，在山村小學當上了教師。這個熱愛大自然、鍾情花花革草的女人，在生活的重壓下，已經喪失了愛美的能力，當年的浪漫情懷被一點點從心中擠出，剩下的只有“活著”，一家人在一起平安地活著。1992年，她擔任雲南省插花協會會長，一件取名為《歡樂的火把節》的插花作品獲得了全國大獎，那是用雲南山地滿山遍野的火把果為主材設計的。從這件作品中，可以看出磨盤山留在她心中的痕跡。

轉戰堵嶺農場：又一個“爛尾工程”

果然不出褚時健所料，沒過多久，這個畜牧場垮了，褚時健一家搬到了新平堵嶺農場。這是一個移民農場，安置著當年從玉溪遷來的兩千多口人。褚時健到的時候，農場走得只剩下四百多人。又是一個“爛尾工程”，褚時健感慨：“當時的政策越來越不講理了。這些專案為什麼搞，能不能搞下去，怎麼從來沒有人認真想過？”

其實，比亂上專案更可怕的，是這些專案所涉及的人，專案可以一紙命令撤銷，人呢？

大時代湧起過多少大風潮，普通人的命運就這麼被安排、被遺忘……

農場只能種苞谷，收的趕不上吃的，所謂“******”已經過去，可農場職工仍在鬧饑荒，肚子裡沒有油水，大人孩子走路都發飄。

剛到任的副場長褚時健，面臨的又是吃不飽肚子的問題，不過這次不是一家三口，而是整個農場的職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