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山中歲月(第1/4頁)
章節報錯
“這麼多年,有人消沉了,有人說浪費了,不是有句話叫‘蹉跎歲月’嗎?我不那麼想。我覺得,經歷對每一個人都是一筆財富。但一個被經歷的苦難壓倒的人,是無法得到這筆財富的。任何時候,我都想幹事情,成績算誰的我不在乎。我覺得,人在任何時候精神都不能垮,在任何情況下,都應該有所作為,這是對自己負責任。人不光要承受苦難,還要有戰勝苦難的能力。”
紅光農場的艱苦時光
“找他去”:一家人在一起
***:怎麼活下去
家人:巨大能量的原動力
畜牧場副場長:餓肚子的高山牧馬人
轉戰堵嶺農場:又一個“爛尾工程”
扭虧為盈:糖廠副廠長創造的奇蹟
無盡的創造力:一手抓三樣
追憶衷牢山:承受苦難和戰勝苦難的能力
哀牢山,一座位於中國雲南省中部的山脈。哀牢山是雲嶺南延支脈,地勢險峻,山高谷深。海拔在3000米與600米之間變化,形成了一種寒溫帶和亞熱帶交叉的立體氣候。
1959年元旦,褚時健帶著行李,來到位於哀牢山中的元江紅光農場。這時,全國的“反右”鬥爭已經畫上了句號。
紅光農場的艱苦時光
一到農場,褚時健就遇到了原先的老熟人。見到他,這位過去的學校校長很吃驚:“小褚,你怎麼也來了……”
褚時健無語。其實,從頭一年送走那80個“右派”後,他心裡就沒有踏實過,他一直搞不明白,“右派”的標準到底是什麼。
紅光農場是專門接收省級機關和各地區機關“右派分子”及“下放幹部”的勞改農場,第一批“右派”就是它的建造者。這樣的農場當時在全國各地都有,比如後來成為“雲南紅”紅酒基地的彌勒紅星農場。這些農場有一個共同特點:名字光鮮,但條件都異常艱苦。元江屬千熱河谷地區,是有名的“火爐”,氣溫常年在40攝氏度上下。因此,紅光農場可以算是當時雲南最艱苦的勞改農場之一。
褚時健被分配到了紅橋一隊,住在一個四面透光的工棚裡。報到沒幾天,褚時健就病倒了。他得了種怪病,全身癱軟,手腳無力,坐不起來也站不住,只能在床上躺著。誰知這一躺,七八天都不能起床。別人都忙著出工,他初來乍到,躺在床上沒人管。鼻血不斷淌,他連擦的力氣都沒有,就由它淌,淌到嘴裡,滿了就嚥下去。
昏迷中,褚時健感到死神的臨近。他沒有想到,自己剛到農場,就要在這破屋裡死去,心中不甘,可又無能為力。
命運偏偏製造了這樣的巧合。當年,在甄別反革命的時候,被褚時健“解救”的一個原定為“美蔣特務”的醫生羅載興,已經先他一步到了紅光農場,就在場部當醫生。那天正巧羅載興到一隊來巡診,聽傣族農民說有一個新來的“右派”快死了,趕忙到工棚裡看看。就是這一看,救了褚時健。羅載興一看就明白,褚時健得了嚴重的瘧疾。他用自己儲存多年的奎寧治好了褚時健,報答了當年的“救命之恩”。
其實,褚時健到農場後不久,農場就得到了玉溪地委的通知,褚時健屬於錯劃的“右派”,可以當犯錯誤的下放幹部看待。但在那個時候,沒有人會去糾正這樣的“錯誤”。農場從未對褚時健提起過這個通知,也沒有因為這個通知對他網開一面。褚時健是在二十年後,才知道了當初的一紙通知。因此,他這個最後的“右派”,才有了哀牢山中的二十年歲月。
“找他去”:一家人在一起
和褚時健的遭遇相比,馬靜芬一點兒也不輕鬆。
褚時健走後,馬靜芬所在單位的領導找她談話:“你身體不好,先回昆明去休養一段時間吧。”馬靜芬疑惑地問:“那麼以後呢?”
“以後,以後也不用來了。”
馬靜芬怎麼敢休養呢,丈夫去了勞改農場,這個家交給了自己,這份工作就是她和女兒的生活來源。她苦苦要求:“我需要工作,我不養病。”可領導的意思很明確,你現在是“右派”家屬,你沒有提要求的權利了。
馬靜芬回到了昆明。沒有了生活來源,褚時健留下的幾百元錢花不了多長時間。她到處找工作,落腳在了一個街道的編織組。編織組計件拿收入,織一支毛線有3毛錢手工費。一個人一天最多織三支線,交了管理費,每天能掙幾毛錢,滿打滿算,一個月有八九元收入。褚時健在農場,每月有22.8元的生活費,扣除7元伙食費,留三四元零花,剩下的全部寄給她。馬靜芬就用這點兒錢安排女兒、母親和自己的生活。後來,她好不容易託人找到了一份像樣點兒的工作,在毛巾廠當收發。可沒幹多久,她就發現有人投來了異樣的目光。一個年輕的女人,帶著一個三歲的孩子,還有一預“右派”家屬的“帽子”,她感到心裡異常沉重。
“找他去,既然是他的妻子,就和他一起面對,不管怎樣,一家人可以在一起。”她寫信給褚時健,要帶著孩子到元江,和他一起生活。
褚時健在離隊部三四里外的半山上種地、烤酒、榨糖,借住在傣族農民的土屋裡。他無法想象,妻子在這樣的地方怎麼生活。他勸馬靜芬不要來,理由很簡單:“條件太差了,天氣又熱,你過不慣。”馬靜芬回答:“不管有多苦,一家人能在一起,我願意。而且那裡都是‘右派’,好歹沒人歧視。”
1960年,馬靜芬帶著女兒投奔褚時健來了。她怎麼也沒想到,褚時健還沒有資格和家屬同住。他只能搬著鋪蓋捲回到山下的工棚,把馬靜芬和女兒留在了半山。農場不養閒人,馬靜芬既然來到農場,就是農場的員工,農場每月給她12元工資,要她餵養四十多頭豬。當豬倌,這是馬靜芬這個在他人眼中是纖弱敏感的資產階級小姐從來沒有想過的。
馬靜芬牢牢記住了這樣幾件事:
一天,褚時健到隊裡開會,沒有上山來,她哄著孩子睡覺,相伴的是盞昏黃的油燈。突然,一樣東西“啪”地打在蚊帳上。撥開帳子,她看見一條鋤把兒粗的花蛇,盤棲在屋頂木檁上。她嚇個半死,心頭打戰,欲逃無路,怔怔地緊抱孩子坐在床上,直等到丈夫天亮回來。誰知道他回來一聽,說:“不怕,等它吃老鼠,明天再說。”
又有一次,褚時健進山砍竹子,一走一個星期。正值雨季,天漏了一般淅淅瀝瀝地雨下個不停。破屋不耐連天雨,地上到處流淌著小河,屋裡屋外一樣溼。下山打飯要走一大段山路,抱著孩子寸步難行。馬靜芬讓女兒待在家裡等,可孩子害怕,死死抱著媽媽的腿。她一巴掌甩過去,女兒的鼻子裡流出的是血,母親心頭流出的是痛。
半夜,要到碾坊關閘停水。他不在,這就成了她的事。夜黑黑的,山風帶著嘯音纏繞林中。馬靜芬硬著頭皮提著馬燈摸到碾坊關閘,每次都嚇出一身冷汗。
***:怎麼活下去
馬靜芬記憶深刻的這幾件事,褚時健早就沒有印象了。他腦子裡最重要的事情,是怎麼活下去。當時,餓死人已經不是稀罕事兒了。中國由“***”轉到了***,史稱“******”,全國多地發生了餓死人的現象,得水腫病的人更不知有多少。褚時俊就是在這樣的時刻,走到了生命的盡頭。紅光農場也不能倖免,1960年,全場職工吃了半年稀飯,很多人得了水腫,大人孩子都處在飢餓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