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山中歲月(第3/4頁)

“我又找了一條門路，下河摸魚，上山打麂子。最多的一個月，我給食堂扛回了六隻麂子。”

還有一次，褚時健從江裡摸上來一條12公斤的鬍子鯰，足有兩米長。當地的傣族人從沒見過這麼大的魚，他們抬著魚回農場的時候，引來了一路的圍觀。

最讓褚時健得意的是，他一槍撂倒了150米開外的兩隻麂子。“我一直等到小麂子和大麂子成一條線的時候才開槍，子彈從小麂子的肩胛骨穿過，直接進入大麂子的胸口。”這件事在傣族老鄉口中被傳成了神話，多年以後還有人記得。

半年，僅僅半年之後，堵嶺農場也要搬遷合併了。當時的縣委書記叫普朝柱，他後來成了雲南省省委書記。他是褚時健參加邊縱時的戰友，在地委時又是褚時健的上級。合併搬遷的命令是普朝柱宣佈的，他徵求褚時健的意見，問：“老褚，你有什麼打算，是跟到漠沙農場還是換個地方？”

從玉溪到元江，再從元江到新平，褚時健的家，可以稱得上家徒四壁，一無所有。幾隻破舊的木箱就裝著所有家當，沒一樣值錢的。他再也不願拖家帶口地打游擊了，不為自己想，也得為妻子孩子想想吧，況且女兒褚映群已經到了上學的年齡。他對普朝柱說：“農場就算了，能不能幫我安排個固定點兒的工作？”

普朝柱說：“縣裡的曼蚌糖廠缺個副廠長，不過虧損得一塌糊塗，你願不願千？”

褚時健毫不猶豫地說：“幹！”

扭虧為盈：糖廠副廠長創造的奇蹟

1963年，褚時健到新平縣曼蚌糖廠擔任副廠長。

1965年，新平縣產業佈局調整，曼蚌糖廠關閉，廠裡的職工都轉到了新廠——戛灑糖廠。

在褚時健的記憶裡，它們就是一個廠。褚時健的幹部履歷表上也寫著：1963年—1979年，雲南新平縣曼蚌糖廠副廠長。

糖廠就在戛灑鎮上，有一百多名員工。別看廠子不大，這在地處哀牢山腹地產糖區的新平，也是個數一數二的國企。糖廠靠近山腳，用溪水做動力，榨甘蔗汁熬紅精。糖渣可以用來釀酒，糖和酒是主要產品。

糖和酒，對褚時健來說太熟悉了。他從小在家鄉就烤酒，在農場又熬過糖，他覺得，自己來搞這個廠很有“譜氣”。當時糖廠並不賺錢，平日裡百多號人，榨季加上臨時工可達兩三百人，一年幹到頭，反而虧損20萬。縣裡沒有錢補貼，都是靠省財政負責平衡。對於一個基本沒有工業的特困縣，這也成了領導的一塊心病。

褚時健的介入，還是從摸清情況開始。他發現，糖廠所用的榨糖工藝是老祖宗傳下來的，據說已經有三千年歷史。土灶上有從大到小的八口鐵鍋，最大的直徑一米多。燒鍋用的是木柴，水磨碾過的甘蔗汁倒進鍋裡熬。因為怕熬煳了，工人們需要一邊燒火一邊攪鍋，勞動強度非常大。褚時健算了算，出1公斤紅糖用12公斤甘蔗，耗燃料5.2斤，100公斤甘蔗只能產糖9公斤，用的燃料卻高達近50斤。因為燃料是木柴，用量又大，這麼多年下來，廠區附近靠江邊的樹都被砍光了，只有上山去砍。

褚時健在生產會上提出了自己的觀點：搞企業，必須講效益。具體到一個小糖廠，就要算算一噸甘蔗能出多少糖，它的成本，也就是原料費、燃料費，還有人員、水電、機器磨損等其他費用是多少。現在這種高能耗、低產出的生產方式，怎麼可能不虧損？廠裡的技術人員提出：“我們用這種方式生產了許多年，要想進行技術改造沒有資金行不通，廠裡年年虧損，哪裡來錢搞改造？”褚時健說：“最現實的做法就是先從改灶和改燃料入手，花錢少，見效快。”

那段時間，褚時健天天穿著背心短褲泡在灶火邊。新平天氣熱，他成天在火邊烤，汗流浹背，全身就沒千過，人又長得又黑又瘦，真有點兒鋼筋鐵骨的味道。糖廠的員工都覺得這個副廠長不同尋常，就憑他肯吃苦的勁頭，肯定能搞出名堂來。

糖廠的主打產品是紅糖，但糖的質量一直不過關。廠裡過去的方法是高溫煮、高溫蒸發，不是煮過了頭顏色太深，就是蒸發後的結晶太硬，打都打不爛。褚時健琢磨出一套方法，把白糖廠生產的基本原理引到紅糖廠來，用低溫煮、低溫蒸發來提高紅糖的質量。正是這一改革，促使紅糖的一級品率大大提升。

正趕上榨季，廠裡的鍋爐壞了。大家都不會修，圍著鍋爐七嘴八舌，可誰也想不出辦法。如果進城去請師傅來修，一來一去要耽誤好幾天。褚時健不吭聲，圍著鍋爐琢磨了兩個小時，然後爬進了還帶著高溫的爐膛。幾分鐘後，全身冒著熱氣的褚時健出來了。令人稱奇的是，罷工的鍋爐好了。這一情景十多年後再次重演，只不過那時的鍋爐已經是玉溪捲菸廠的大鍋爐了。

當副廠長的第一年，褚時健的改造就見了成效。燃料由木柴改為甘蔗渣，每公斤糖所耗的燃料從5斤2兩猛降到了8兩，節省燃料五倍多；糖榨三回，百公斤甘蔗出糖量達到了12公斤；低溫蒸發，糖的一級品率從10%一下子飆升到85%。

這一年，糖廠贏利了，不但填平了20萬元虧損，還有了8萬元的盈利。

這28萬元對於新平縣財政來說，是件驚天動地的大事。

無盡的創造力：一手抓三樣

褚時健的名聲傳開了，人們對這個“摘帽右派”刮目相看，原先覺得他不像個副廠長的人，這時也蹺起了拇指。

糖做好了，褚時健著手攻克造紙的難題。廠裡當時有臺日生產量兩噸的老舊機器，生產人稱“草紙”的低端產品。褚時健這個副廠長管生產流程，他提出，把原先四噸的鍋爐改成十噸，這樣可以提高造紙的水平。這樣的事情廠裡的人想都沒有想過，更何況一個有“案底”的新廠長。一位姓劉的工程師悄悄勸他：“老褚，你想過沒有，這可是國家財產，你搞好了沒有功，但如果失敗了，只怕會有殺身之禍。”

其實，當時褚時健這個副廠長的任命並沒有宣佈。原因很簡單：“摘帽右派”。褚時健帶點兒調侃地說過：“‘右派’帽子給你摘了，拿來掛在牆上。什麼時候運動來了，把它拿下來給你戴，你就得戴上，就像孫悟空頭上的金箍。”他是個明白人，完全知道失敗可能帶來的後果，可他的回答只有四個字：“我有譜氣。”

馬靜芬這時候也調到了廠裡，負責檢驗和化驗。褚時健回憶：“我們兩個人這一段成了搭檔，她進入狀態很快，也善於發現問題。很快，我們就做出了紙，而且是辦公用紙。紙樣送到了省輕工廳，輕工廳的人說：‘你們那種爛機器可以做這種紙？是不是拿別人的產品冒充的？’我說：‘你不信，你可以瞧瞧去。’”不光分管的技術幹部不信，就連廳裡的領導也不相信。

不久，輕工廳果真派來一位副廳長。他親眼看到紙從機器上拉下來，笑著說：“我相信了，誰說小廠不能創造奇蹟？”

糖和紙的生產上了臺階，褚時健開始了他的另一種改變，這就是職工福利。褚時健說：“那個時候我就摸索怎樣把國家和個人利益結合起來，只是這種話當時不敢講。工資那麼低，又不準發獎金，職工的生活很艱苦。我說，別的做不了，我們可以改善生活。別總喊口號唱高調，如果生產搞好了，職工一點兒好處都得不到，他的幹勁從何而來？”

褚時健提出，製糖的下腳料，那些黑黑的東西，其實還含有很多糖分和營養，完全可以當飼料。副業組按他的想法搞了兩三百噸，一噸喂一頭豬，結果廠裡的三百多頭豬都養得胖乎乎的。同時，褚時健組織了幾個職工，重新開挖江邊被水沖毀的荒地，搬開上面十幾厘米厚的石頭，把底下的好土翻過來，翻出了十幾畝菜地。當地人過去不種菜，認為熱地方長不出好菜。副業組這十幾畝地讓人開了眼，種的番茄、辣椒、青菜、白菜都長得很好。副業上去了，食堂就有了起色。過去廠裡的員工食堂一個月吃不上一次肉，現在每星期吃一次，一家只要出五毛錢，就可以用澆菜的那種大鋁瓢，打滿滿一瓢肉。兩年後，肉可以敞開吃，一個月7元生活費，可以吃到五六公斤肉。員工的生活改善了，收入增加了，千勁也大了。

“當時新平縣江岸兩邊有很多集體單位，就數糖廠的職工食堂辦得最受歡迎。”

就在褚時健的改革實踐初見成效時，“*****”到來了。

新平地方小，但大地方鬧什麼病，這地方也哆嗦。其他地方的“摘帽右派”，但凡來個運動，就被揪出來鬥幾回，很多人都反覆經歷過。“*****”一來，不光“右派”，就連當時的革命幹部都成了批鬥物件。糖廠有點兒例外，不管外面怎樣轟轟烈烈地鬧，廠裡相對要平靜許多，褚時健基本上沒捱過批鬥。

褚時健對此很知足，他稱這是“大潮流中的小天地”。當然，想整人的人什麼時候都有，想幹事就有風險。褚時健這片相對平靜的小天地，是他自己創造的。為什麼？因為他改變了工廠的經營狀況，改善了職工的生活，糖廠年年贏利，職工福利在新平算是第一，把他整下去容易，要做到這兩點卻很難，這樣整他的人就有了顧慮。

褚時健說：“我們這套低成本、高質量的生產週轉，別的人都做不到，所以哪一派鬥勝了上來，他就得找我。寫個大字報，會上點你的名，別計較。嘁你靠邊你就靠，過兩年風水轉了，還要來找你的。雖然這個‘*****’真的是很多人都被鬥，有些還被鬥得很慘，我卻沒有被鬥過。”

當時有個口號叫“抓革命、促生產”，造反派們甚至對褚時健表示：“我們在前邊抓革命，你在後邊把我們廠的生產搞好，這樣我們不會被抓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