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擊豪強、限制世族,這是歷朝歷代都在做的事情。

關於東漢,後人形成一個粗暴的印象,漢亡於豪強,好像漢朝對豪強束手無策。

這種觀念也不知道是誰先提出來的,知識碎片化的時代,很多人不假思索的便加以認同。

事實上東漢對豪族的管制一直不曾放鬆,宋朝君臣史官總結的經驗教訓是漢之天下失於貴戚,唐之天下失於宦官。

在黃巾之亂前,豪強沒有兵權,讓他們暴力抗稅,他們是能夠做到的。

但讓他們割據一方,對抗朝廷,這就是拿他們的性命在開玩笑了。

後世王朝中央朝廷有一支人數十餘萬的禁軍,再沒有哪個王朝聽說過豪強能左右朝堂。

即便是黃巾之亂後,大漢特有的豪強勢力盛極一時,漢靈帝劉宏還是成功削減了關東各郡豪強的兵權。中樞頒佈政令,地方郡國其有軍功為長吏者,當沙汰之。劉備也是在這次打擊豪強的政策下,成為大浪中掙扎的一員,鞭打了督郵,棄官而逃。

此時的大漢禁軍剛剛平定了席捲全國的黃巾軍,又被涼州叛亂束縛了手腳,河北還爆發了人數百萬的黑山軍叛亂。

但地方豪強武裝勢力還是不敢起兵推翻朝廷,被朝廷順利削減了武裝。

直到劉焉提議設立州牧,朝廷將人事權、行政權、財政權、司法權、監督權、軍權盡皆下放給地方,割據勢力才一躍而起,豪強不再受中央管制。

在董卓亂政以後,到九品中正制施行之前,地方豪強勢力達到了歷史巔峰。

九品中正制推行以後,豪強勢力立即被世家門閥所碾壓。

而科舉制推行之後,門閥世族又逐漸被官員士紳所取代。

漢末之後豪強勢力退出歷史舞臺,並不是這個勢力忽然良心發現,而是制度發生了重要更改。

張瑞欲治理治下豪強,遷移豪族之類只是手段,推行科舉制與稅制改革才是根本。

而稅制改革,最重要的便是土地分配。

有十幾萬府兵在,張瑞並不擔憂豪強們掀起什麼浪花來。

便說道:“涼州地廣人稀,無需恪守均田之法。百姓可盡全力開墾荒田,只需能種滿三年,土地便歸其所有。”

“對豪強田地則課以重稅。田畝超過三百畝者,每百畝稅率增加一成。至七成乃止。”

之所以選擇七成這個稅率,是因為曹魏實踐過,畝收八成,百姓還能活下去。

張瑞本意不是逼的百姓民不聊生,而是為了抑制兼併。

加稅的起徵點也是超過三百畝之後的田地,這給良家子以及普通退役府兵留下了極大的緩衝餘地。

三河騎兵多出身於良家子家庭,世代且耕且戰,也有幾百畝良田。

按漢室闕名三十稅一,實則十稅五而言。

即便加稅之後,在右將軍府的稅率也要七百畝以上的良田才能超過漢室的稅率。

但近千畝的良田,顯然逾越了良家子的階層,被官府限制亦屬於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