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容拿起筆,在已經寫下的「第二」的後面緩緩寫道:

,以辯證思維看待我與「我」的關係。

客觀來說,承認表演過程中(自始至終)我的時刻客觀存在且必然存在,已經完全違背了「體驗」的最高目標和理論基礎,再用「體驗」來概括這種方法,就顯得不倫不類。

那麼換一種說法。

「和合」或者「和」。

和合的概念發源於中國先秦哲學思想,《管子》說「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內經》說「氣合而有形」、「天地合氣,命之曰人」,《易傳》說「精氣為物,遊魂為變」,《莊子》說「通天下一氣耳」等等,這種思想廣為先秦各大學派所接受,並貫穿於中華大地的各個角落。

這些不同學派的思想反應了一個相近的哲學基礎,世間萬事萬物由最微小的粒子,「氣」、「精」或者「精氣」構成,而氣分陰陽,陰氣和陽氣之間的互動運動,化生五行乃至世間萬物,也就是如今廣為人知的道家所謂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理念。

這種哲學理念滲透了中華民族生產生活的各個方面,大到治國理政(法律和道德),小到人文科學(風水等)、自然科學(中醫等)以及日常生活,以法律和道德為例,法律和道德似乎是對立的兩面,但實質上法律反應了大眾對於道德的呼喚,而道德的實現需要大眾的自覺,法律則是實現這種自覺的終極手段,這兩者的存在形式是對立統一併且相互轉化的。

在中國古代哲學當中,陰陽為萬事萬物的一體兩面,相互依存、相互鬥爭、相互轉化,而化生萬物,而這個依存、鬥爭、轉化的動態平衡,稱之為陰陽勻平或者陰陽和合,簡稱和。

那麼根據這種樸素的辯證哲學思維,由此提出一個大膽的假設:我和「我」的關係,應當處在一種「和合」的狀態。

產生這個猜想來源於幾個月前《家》的第二場演出,過去我一向以為我的體驗做的不錯,演出的狀態也總能調整到最佳,但是那場演出之後,事實證明過去並未達到最理想的狀態。

當時,「我」以覺新的心態活在舞臺上,而我則是全力對抗著身體的疲憊,以期能夠全身心的投入體驗當中。

可以說,我存在的痕跡比平時更加明顯,理論上演出的效果也應當更加糟糕,但是演出從反饋的結果來看,尤其是藍田野老師和朱旭老師等一些業內同行的評價來看,似乎恰恰相反。

這裡同樣可以證明蘇民老師的雜念說是不準確的,雜念雖然不可消除,但在專注一件事時,雜念是沒有正向的意義的。

而這種所謂的雜念,確切的說是我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首先從技術方面,編劇即使寫他自己,恐怕也無法完整的概括自身的性格,那麼也就必然導致演員在分析人物時,無法完整的分析每一個行動背後的行為動機,在這種情況下,演員在行動過程中,難免某些時刻大腦會陷入一片空白,進入一種,「我在幹什麼?為什麼要這麼做?」的缺少行為動機的懵逼狀態。

其次,縱然編劇刻畫了一個完全「活」的人,他的行動明確、行動動機清晰,那麼這個人物我真的可以完全複製嗎?

按照體驗的方***,可以。

那麼先把體驗、和合的概念差異放到一邊,說一種日常生活中最為普遍的現象。

團長這傢伙很賊。

我說這句話的同時,腦海中立刻浮現出這貨賊兮兮的笑容。

而在準備塑造一個人物時,狀態是相當的,這個人物很陽光或者很冷酷,我的腦海當中基本上立刻就能浮現出一張「我」的面孔。

一方面,這個面孔,或者說「我」是由我的人生閱歷、文化素養針對劇本的設定組成,

其次,「我」依靠我控制材料,也就是我的身體完成規定情境下的行動。

這個過程中,我處處存在,而且不可或缺。

表演是藝術創作的一種,和其他藝術創作一樣,都是透過各種材料進行創作,區別不過一個透過各種各樣的工具、材料進行,而表演以自身為材料進行。

參照其他藝術創作,如畫家用筆墨作畫,儘管很多畫師不需要參照實物,但是對於實物,他們往往已經瞭如指掌,如徐悲鴻畫馬、齊白石畫蝦,尤其是後者,也許在「形」上不能和原物媲美,但是「神」卻能達到極致。

在美術創作中,形和神的關係,大致相當於是「我」和我的關係。

梵高畫向日葵,他畫的並非某一株特定的向日葵,而是把他心中的向日葵畫了出來。

這個向日葵是摻雜了畫師主觀意志的向日葵,而且可以斷定一點,畫師在畫馬、蝦、向日葵之前,必然仔細觀察了大量的實物,閉上眼睛可以清晰地想象這類實物每一個部位各種不同的存在形式。

這點和我過去的認為的體驗生活是體驗特定群體的思想狀態,而非尋找典型不謀而合。

以美術創作類比表演,性質也是類似,演員在整個創造過程中,無論排練還是演出,我的存在不應當消除,也不可能消除的,但絕非僅僅使用自身的身體作為創造人物的材料,更非僅僅以自身的思想、喜好、志趣去替代人物進行行動,而是努力地去靠近「我」,去理解「我」,把「我」當成最最親密的人,如妻子、孩子。

兩者間的辯證關係確定後,那麼緊接著,就涉及到具體的方***,所有不提供方***的理念,都是假大空,都是耍流氓。

仍以美術創作為例,唐人符載寫過一篇《江陵陸侍御宅宴集觀張員外畫松石圖》,是描寫畫家張璪作畫的情景,他感到張璪畫松樹、石頭時,是「物在靈府,不在耳目」的,所以能「得於心,應於手」,筆墨之中沒有半點猶疑,所以才能畫的「松鱗皴,石巉巖(yn),水湛湛,雲窈眇」,不難看出,松、石、水、雲的動態,都是在畫家心中的。

畫松石尚且如此,何況畫人,更何況去演一個活生生的人呢?!

還是以「團長這傢伙很賊」為例,當我說出這句話,腦海中浮現的出他的笑容,僅僅如此嗎?

這涉及到生活中一個不太被關注的關鍵點,我腦海中浮現了團長賊兮兮的笑容時,實質上,我已經感覺他那一刻的精神狀態。

推而廣之,我的腦海當中浮現出人物的鞋子、褲子、外套、走路的姿勢乃至於說話語氣的抑揚頓挫等等等等,其代表的不單單是具體的實物,而是人物性格、精神的外在呈現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