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寓言象徵(第2/2頁)

哥倫比亞某地一個家族在沼澤地上建立了一個村莊，代代相沿，村莊又變成了市鎮。但是，近親結合曾使這個家族產生過畸形兒，這個恐懼一直威脅著這個家族，到第六代，一個長著豬尾巴的畸形兒又產生了。市鎮最終被旋風捲走，而這個家族的最末一代人則被螞蟻吃掉（加夫列夫·加西亞·馬爾克斯：《百年孤獨》）。

法國的一個小城中突然出現了一頭犀牛，後來犀牛越來越多，原來城中的不少人都一一變成了犀牛。大家都以變成犀牛為時髦了，一位堅持不肯與犀牛為伍的公務員反而顯得十分孤立，就連他的女友也離開了他，奔向犀牛群。但他決心以一個孤獨的人的身份來對付犀牛世界（歐仁·尤涅斯庫：《犀牛》）。

一個孤島上的兩位九旬老人決定向人們宣佈人生奧秘，在屋子裡放滿了迎接客人的椅子。客人來了沒有？不知道，面對著擁擠不堪的椅子，老人委託一位演說家代為宣佈，然後雙雙跳海自盡。但這位演說家是個啞巴，又寫不清文字。人生的奧秘，到哪兒去聽？（歐仁·尤涅斯庫：《椅子》）

三位神仙來到中國四川首府，希望尋找一個好人。找來找去，只見妓女申黛是個好人，便留下一點錢給她開店。申黛開店後樂善好施，結果前來敲詐的人頗多，窮於應付。申黛無奈，幻化為一個心狠手辣的表兄水達來治店，店業立即發達。人們找不到善良的申黛了，以為是水達害死了她，到法院告發，在法庭上，水達才變回到申黛，她說：既要我行善，又要我活，這等於把我劈成兩半，因為行善的人就沒法活（貝托爾特·布萊希特：《四川好人》）。

神聖的西羅馬帝國受到日耳曼民族攻擊，搖搖欲墜，但它的皇帝卻還成天熱衷於養雞，遭到臣子和家人的鄙棄。其實他早已看出羅馬無可救藥，以送葬者的身份看著它的滅亡。他最後在宮廷裡遇到了入侵的日耳曼人的君主，沒想到這位君主也熱衷養雞，他打到羅馬來，實際上是來“歸順”羅馬的，因為他已看出年輕的繼承者居心叵測……（弗里德里希·迪倫馬特：《羅慕洛大帝》）

一位偉大的物理學家研究出了一種可以發明一切的理論體系，怕被政客們利用來製造武器，便偽裝成精神病人住進了瘋人院，東方和西方的情報機構各派一名科學間諜也住進了瘋人院。他們這些假病人分別都愛上了瘋人院裡的三個護士，但因被她們識破了真相而先後把她們勒死了。其實，這一切都由瘋人院院長一手操縱著，她已取得了物理學家的研究成果，又抓到了三個人“因瘋殺人”的證據（弗里德里希·迪倫馬特：《物理學家》）

。

一個擁有稀世巨產的女富翁回到了貧困的故鄉小城，決定向小城贈送億萬鉅款，條件是處死早年誘騙、拋棄了她的情人。小城人都說殺人不道德，但都垂涎著鉅款，言行曖昧，最後，終於向女富翁獻上了一具屍體（弗里德里希·迪倫馬特：《老婦還鄉》）。

一個深居簡出的博士擁有一個極有價值的私人圖書館，長年埋首其間。四十歲時與一個女僕結婚，這個女人獨吞了圖書館，把博士逐出家門。博士浪跡汙穢之地，飽受毒打欺騙，最後才被營救回到了自己的圖書館，卻縱火燒掉全部圖書後自焚（艾利亞斯·卡內蒂：《迷惘》）。

我大量地例舉這些故事，是為了讓早就習慣了藝術理論書籍中永遠遭遇概念的學生和讀者，產生強烈的感性印象。這些故事，即便只是三言兩語地被簡單講述，已經足以呈現出一種俯視蒼生的宏觀氣韻。

這些故事，聽起來似乎不近情理，卻是一批舉世名作的骨架。這些作品或長或短，或小說或劇本，都存在著一個寓言象徵的結構。這裡的地點都是隨意的，事情發生在哪裡都可以，正像卡夫卡沒有去過美國而寫《美國》一樣，布萊希特也沒有去過四川而寫了《四川好人》。大家都變成了犀牛的小城在何處？女富翁的故鄉在哪裡？這不僅是無關緊要的，而且是斷斷推定不得的。在這些作品中，這個小城，那個小城，往往都被看成是世界和人生的縮影。歷史上西羅馬帝國的末代皇帝是不是像迪倫馬特筆下的那樣？肯定不一樣，不可能一樣。偶爾借用一下有過的史實細節（例如歷史上的羅慕洛也喜愛母雞，並把最喜愛的母雞叫做“羅馬”），也沒有太複雜的深意，作者高興，微笑著拈取一個枝節而已。

這些作品的情節，鮮亮生辣，富於刺激性，以出人意外，來發人深思。現實生活中會不會發生這種事？當然不會。但是十分奇怪，它們又讓你處處看到蹤影。正因為無法寄身於一隅，所以它便屬於生活整體；正因為無法取信於一種具體的真實性，所以它便走向了更宏大的真實；正因為它要避免我們在眼熟耳熟中厭倦，所以振聾發聵。

寓言象徵是藝術創造的正路。不理解寓言象徵，就會不理解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世紀佳作。

在中國的文化傳統中，寓言象徵的成分也不小。在上古神話、先秦寓言、民間故事的基礎上，很多古典小說如（《聊齋志異》、《西遊記》、《鏡花緣》，甚至《老殘遊記》，都包含著大量寓言象徵的色素，即如最以寫實名世的《紅樓夢》，我們只要想一想“太虛幻境”，想一想寶、黛的來歷及緣分，再想一想江南還有一個分裂體——甄寶玉的存在，就不能不承認寓言構架的存在了。沒有這個寓言構架，《紅樓夢》不會如此超凡脫俗、奇偉挺拔。

我在撰寫中國戲劇史時曾指出過中國戲曲的寓言化傳統。劇中的地點、時間、史實，大多不可深究，隨取隨用，大膽搭配，編成了一批批情理性寓言，且唱且演，通古達今，披蓋十分廣泛。中國戲曲的型別化

、公式化毛病

當然應該得到清理，但不能因此丟失了極為珍貴的寓言傳統。

現代寓言大多洗去了諷誡目的，著力於體現人類的整體生存狀態和集體深層心理。寓言所提挈的，是一種原型，一種神話，因此這樣的寓言也可伸拓為蠻荒之美。例如美國阿爾文·艾利（Alvi

Ailey）舞蹈團透過一組組寓言式的框架，表達了一個民族從原始時代至今的歷史行程，宗教祭祀、自然風情、集體慶典、個人奮鬥……寓言使模擬上升為典儀，氣度崇高。

這些年的中國文學領域，已經出現了一些以怪異的寓言為筋絡的作品。但遺憾的是，大多停留在寓言手法，而缺少宏大寓意，因此，還很難說得上是寓言象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