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百七十一章 勢力林立烏斯藏(第1/2頁)

說起烏斯藏地區，必須回溯至洪武年間。

明初，前元勢力雖然退居塞北，但仍舊保持著相當強的實力，威脅著大明的生存，明與北元的交鋒是明朝開國初期相當長一段時間的核心問題，諸多問題的處理必然服從於蒙古問題的大局，對烏斯藏採取羈縻之策，是朱元璋不得不為之的選擇。

烏斯藏的地理位置很是特殊，其北面是河西走廊與塞北，南面是雲南（開國時尚未收回），又因被元朝控制日久，與前元關係緊密。

在明初戰爭時期，朱元璋不止一次擔憂過雲南、烏斯藏、塞北聯成一體，形成對大明西部、西北、西南強大的威脅。

強攻烏斯藏，不是短時間可以結束的戰爭，加上大明初期財政困難，烏斯藏地區道路難行，想要進入烏斯藏長期作戰缺乏條件，朱元璋思慮再三，確定了羈縻之策，以騰出手來收拾河西走廊與雲南的北元勢力。

在洪武初年，朱元璋派遣員外郎許允德至甘、青、康、藏各地招撫元朝土官喇嘛，吐蕃宣慰使何鎖南普受招，上繳元朝所賜金銀牌印，朱元璋順勢設定河州衛，並設定西寧衛、洮州衛、岷州衛，以漢藏官參治。

洪武七年，朱元璋置西安行都指揮使司，透過烏斯藏、朵甘和河州三衛實現烏斯藏的管理，之後將朵甘、烏斯藏二衛升為都指揮司，重用當地土官，後設朵甘思宣慰司及招討司……

將元代的烏斯藏、納裡速、古魯孫等三路宣慰司改為烏斯藏都司和俄力思軍民元帥府，透過一系列的都司、衛所等設定，朱元璋實現了對烏斯藏的“軍事”管理。

洪武二十六年，朱元璋設立西寧僧綱司、河州衛漢僧綱司、河州衛番僧綱司專管烏斯藏佛事相關事務。

縱覽洪武三十一年，朱元璋對烏斯藏的管理與廣西、雲南的土司制度並沒有多少區別，都是“分而治之”的羈縻之策。

朱允炆最初認為大明對烏斯藏的羈縻之策是薄弱、不堪一擊的，但事實證明，大明對烏斯藏雖然採取的是羈縻之策，但絕非是沒有制約手段的，烏斯藏不可能像廣西土司一樣，說造反，砍一棵樹，掛個布條子就造反了。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烏斯藏需要大明，其生存依賴於大明，而正是因為這一點，使得大明對烏斯藏的羈縻之策看似薄弱，實則深重。

而大明控制烏斯藏的關鍵，就是茶。

茶馬互市，是朱元璋“制馭夷狄”的手段。

漢藏茶馬互市始於盛唐，盛行於宋明。但唐代時期，茶馬互市剛剛興起，官營壟斷尚未形成。宋時則不再以錢帛易馬為主，轉而以物資易馬為主，明初進一步強化，由朝廷專設茶馬司負責茶馬互市，如秦州、 洮州永寧、河州、碉門茶馬司等。

烏斯藏“倚中國茶為命”，以茶為羈縻之本，推動茶馬互市與朝貢貿易，讓烏斯藏與大明之間維持了近四十年的和平。

但和平不是根本，根本在於這一片土地誰說了算，在於大明王朝的皇權、最高意志能不能控制這一片土地。

朱允炆想要真正控制烏斯藏的想法已萌生多年，可想要真正實施卻極是困難，加之內治、營造新都、西征等事掣肘，根本就沒精力去考慮烏斯藏。

眼下御史上書，主張請烏斯藏佛教首領哈立麻入朝，加以冊封，以強化朝廷對烏斯藏的控制，這確實切中了朱允炆的心思。

朱允炆傳召內閣解縉、鬱新、楊士奇，禮部尚書陳性善，天界寺主持道源、僧人智光入武英殿。

解縉等人見天界寺僧人來，不由地有些驚訝。道源、智光也似是不解，一臉茫然。

內侍掛起大明西南輿圖，烏斯藏雖在其中，但許多地方都是空白，只是寥寥無幾的標註。

朱允炆指了指輿圖，開口道：“眼下西域初定，衛所逼近烏斯藏，無論是出於消除烏斯藏內部緊張的需要，還是強化控制烏斯藏的需要，朝廷都有必要與烏斯藏加強聯絡。但烏斯藏不同於西域，那裡藏傳佛教為主，百姓多是僧侶，如何讓烏斯藏一直臣服我朝，還需仔細考慮。”

解縉恍然，怪不得議事找來天界寺的和尚。

道源與智光安心下來，原來是朱允炆開始重視烏斯藏，準備打探下那裡的訊息，這對佛門是一件好事。

“誰瞭解烏斯藏當下的局勢，說一說吧。”

朱允炆坐了下來，目光掃向眾人。

解縉、鬱新與楊士奇都沒有站出來，烏斯藏一直都不是朝廷政務處理的重點，偶爾有點事，也都是地方“自治”處理了，朝廷所管理的，只有茶馬互市，做點買賣，可不敢說了解烏斯藏的局勢。

天界寺主持道源走了出來：“皇上，對於烏斯藏的情況，天界寺知曉一二，然時過境遷，加之距離遙遠，也未必說得準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