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日本的侵華詩歌所謂“宣撫”與“宣撫文學”（4）(第1/2頁)

老頭兒、老太太、小孩兒，約集中了五十來人。都是一種惴惴不安的眼神。我和萬宣撫官登上十字路口的一輛牛車，慢慢地開始了演講。

諸位，我們是日本軍。我們今天在這個村落的前面和你們國家的軍隊打了仗。激烈的槍聲把你們給嚇著了吧。我們日本軍隊是不把你們這樣的善良的中國民眾作為敵人的。我們的敵人，只是懷有錯誤思想的中國的軍隊。請看，你們的面板和我們的面板有什麼不一樣嗎?你們的眼睛和我們的眼睛有一點不同的地方嗎?諸位和我們日本人都是兄弟民族。你們和日本人流著相同的血液。我們日本人希望和你們中國手拉起手來。但是蔣介石一派卻抵抗我們。我們沒有辦法才拿起武器懲罰他們。再說一遍，我們日本人的敵人，只是繼續抗日的中國軍隊。我們日本軍不是侵略者。我們是來保護你們的。如果我們是侵略者的話，現在就直接把你們殺了，把你們的財産搶了，把你們的家放火燒了。可是，你們現在圍在日本人的身邊，一個被殺的也沒有。這個事實你們看到了吧。有人在日本軍隊進入亳縣城的時圖26日軍“宣撫”照片：日軍正在進行“醫療宣撫”

候，就警備著縣城，保衛著民眾的安全，並且已經成立了自治委員會，正在縣城建設王道樂土。你們當中有看到的吧? 日本軍隊的行動就是這樣，是神聖的行動，所以我們把這場戰爭叫做聖戰。諸位現在必須和日本軍隊合作，在這個十字河建設王道樂土。這是你們的義務，也是你們的幸福。這樣，你們就再也不受支那軍隊的掠奪了。如果有人暗通敵軍， 日本軍隊會毫不猶豫地把鐵錘砸在你們頭上。怎麼樣?都聽明白了嗎?明白了就趕快行動吧!(《宣撫官》第201～203頁)

“演講”裡充滿著謊言、欺騙、勸誘、恫嚇與威脅。那麼，這樣的“宣撫演講”效果怎麼樣呢?從“宣撫文學”中的描寫看，淪陷區手無寸鐵的老百姓，主要是婦女、老人和兒童，在敵人的槍口和刺刀下，大都迫不得已地表示服從。凡表示服從的，日軍“宣撫班”就發給他們所謂“良民證”，然後，為了進一步籠絡民心，“宣撫班”還利用淪陷區老百姓物質生活極為困難的情況，向他們施一點小恩小惠。那就是給老人一支煙，給婦女一盒火柴或一點食鹽，給小孩一塊牛奶糖或一塊點心。還有專門的所謂“醫療宣撫”，即給患病的老百姓打針吃藥。而施小恩小惠、發“良民證”和進行奴化宣傳，往往是同時進行的：

茶的味道很好。〔土民〕聞著茶，連說“好吃，好吃”。不光是茶，這次把叫做“小孩兒印”的紙煙也拿來了。每人分了一支。我們自己不抽，所以有時間從衣兜裡拿出煙來，一人一支地分發。不夠的話，就從屈和蔣(均為“宣撫班”的漢奸——引者注)的雜物包中取出給他們。土民們見狀，做出“這怎麼行”的不好意思的表情。……廬宣撫官趁機向他們說明共産軍和國民黨如何是惡黨，像那種欺負良民的人，應該快消滅他們。說得通俗易懂，使大字不識的土民聽得明白。“八路軍如何向日本軍開戰，他們終究沒有勝利的指望。看看日本的飛機，看看大炮、重機槍吧，八路軍哪有這種東西?”這麼一強調，土民中有人高聲說：“沒有，沒有，就連短槍也不是每人都有。”“是啊是啊”。太陽照到了山岡上，遺憾的是良民證做的太少，只好把十四五人的姓名、年齡、性別、村名記下來。按序號交給他們。規定良民證戴在胸前，一個老人戴上了，我笑著對他說：“好看，好看。”……(《宣撫班戰記》第107～108頁)

日軍在中國淪陷區進行的這種“宣撫”活動，有著明確的目的性。從近處說，就是企圖收買人心，破壞抗日的群眾基礎，破壞八路軍的抗日根據地的建設，直接為日軍的軍事行動服務。為此，他們除了用小恩小惠對當地老百姓進行拉攏以外，還扶持成立“治安維持會”等各種漢奸組織。小島利八郎的《宣撫官》中寫到日軍在安徽亳縣扶持成立了漢奸武裝“警備隊”，編成了兩個中隊。平時由日軍宣撫班進行軍事訓練，還對他們“施以東亞新秩序的理念為中心的教育”，戰時則為日軍作倀。在鐵路沿線地帶，為了保障日軍的運輸暢通，宣撫班的最重要的工作是進行所謂“鐵路愛護村工作”。他們對村民軟硬兼施，扶植偽村長，劃分責任區，在鐵道邊建造“監視小屋”，讓村民監視、阻止抗日武裝對鐵路的破壞。並讓他們每天都向“宣撫班”彙報鐵路執行情況。如稍有鬆懈，“宣撫班”便傳換他們，“嚴加訓誡”。

為了長期佔領中國，實現“大東亞共榮圈”的美夢，宣撫班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對淪陷區的中國老百姓進行奴化教育。宣撫班對老百姓進行奴化宣傳教育，手段多種多樣。除了上述的貼標語、宣傳畫、做演講等方式之外，據川夜瀨不逢的《宣撫行》(東京：作家社)中的描寫，“宣撫班”自辦新聞小報，並且把小報送到各家各戶，還在街頭朗讀。另外還到各村放映以“宣撫”為目的的所謂“慰安電影”。《宣撫行》中寫道：

從昨天開始的讀報和放映的慰安電影，非常地受歡迎。作為會場的女子學校擠滿了民眾，他們在畫面上看到了我們的宣撫工作的情況，似乎有了深刻的認識。我們拼命地費盡千言萬語，其效果也不及如此。(《宣撫行》第142頁)

“宣撫班”在進行奴化宣傳的時候，特別注意以兒童和少年為物件。《宣撫班戰記》中寫著，宣撫班在曲陽縣把一批饑餓的頑童少年組織起來，用日軍吃剩的飯加以引誘，讓他們為日軍跑腿做事，成員達到30多人，稱為“少年吃飯隊”。小島利八郎在《宣撫官》中記述，宣撫班在江蘇宿遷縣成立了“宿遷縣複興小學校”，那是一所“日語學校”，由“宣撫官”任教，還培養中國教師作日語教師。小島寫道：“要真正地把握中國的兒童，真正地把日本的偉大的精神植根於中國兒童，就必須首先牢牢把握與兒童接觸最多的〔中國〕教師的心。”可見，開辦日語學校，是“宣撫班”對當地的師生進行奴化教育的重要途徑。

第四部分：日本的侵華詩歌“宣撫文學”的謊言與“宣撫”的實質1）

“宣撫班”在中國淪陷區進行的這些“宣撫”活動，效果如何呢?單從“宣撫文學”中來看，日軍在很大程度上，在許多方面達到了他們“宣撫”的目的：一定程度地破壞了八路軍的抗日鬥爭，維護了日軍的後方基地，特別是一定程度地對中國淪陷區的老百姓進行了奴化宣傳和奴化教育。在“宣撫班”的胡蘿蔔加大棒的威逼利誘之下，淪陷區出現了一些事敵或媚敵的事情。對此，《宣撫班戰記》中有一段得意的描寫：

前面出現了可疑的影子。於是，尖兵小隊的戰士們屏息靜氣、系緊頭盔，貓起腰來。 以懸崖為屏障輕步前進。但是，我們看到的不是魔鬼，也不是八路軍的槍口，而是十四五個土民的身影。他們打著用奇怪的染料描畫的自制的太陽旗。他們鞠著躬從棗樹林中現出了鈍重的身影。挑著破桌子擔著茶水，小心地捧著盛茶的陶製小茶碗，還抱著五六個疊在一起的茶杯。破衣爛衫的老百姓，到日軍所經過的路口來迎接了。曲陽的山區，農民家的院子裡都有葡萄架，那垂下的紫色的葡萄串，叫行人垂涎欲滴。現在土民們把葡萄、紅棗、熟柿子等山果，滿滿地盛在筐子裡，擺在桌子上，連聲說： 日本軍隊，辛苦，辛苦!低著頭笑著請士兵吃。我們早晨出了曲陽城後，一直沒有休息，在烈日下摘去頭盔計程車兵們高興得像孩子似的，用支那語說：謝謝。表示好感。

圖27日軍“宣撫官”在街頭“演講”

像這樣，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受到意想不到的接待，讓宣撫官們感到非常欣慰，這是常有的事。士兵們會想到，土民們這樣順從，完全是宣撫班默默無聞辛苦工作的結果。……土民們對騎馬計程車兵，必定連呼“萬歲”、“萬歲”!士兵們也舉起右手，扭過身子，呼應著土民的喊聲，非常地得意。等部隊首長到達的時候，土民都累得夠嗆，嗓子都喊啞了。……(《宣撫班戰記》第9頁)

關於淪陷區老百姓“歡迎”日本軍隊的與此類似的場面，在日本的“宣撫文學”中比比皆是，在整個侵華文學中也並不少見。在淪陷區，受日本軍隊“宣撫”活動的影響，或受漢奸賣國勢力的蠱惑利用，出現這樣的事情是可以想象的。“宣撫文學”的作者們也特別喜歡描寫這種場面。他們企圖從這類場面的描寫中證明兩點。第一，“宣撫”是有很大成績的。由於“宣撫文學”的大多數作者，本身就是“宣撫官”，他們需要在“宣撫文學”中表現自己，為自己樹碑立傳，邀功請賞；第二，他們要透過中國民眾歡迎日軍的情節，說明中國民眾是沒有國家觀念和民族意識的，只要給他們一點好處，他們就會接受日本人的統治，日本在如此愚昧的國民中實行“大東亞共榮圈”是可行的。對此，《宣撫班戰記》中寫道：

我們只能認為，這些堯舜的後代們完全甘於過原始的生活。所以， 日本軍隊和共産軍在五臺山浴血奮戰，他們竟毫無所知。原因就是他們認為一切與我無關。不想知道，也沒有知道的必要。……對他們來說，殘酷暴虐的軍隊的進攻，和天變地異是一樣的。洪水來了就到高處避難；旱災來了，就到山谷底下打水澆地。同樣，大兵來了就到山洞裡躲藏，還口口聲聲說著“沒法子”。他們就是這樣，對國家的政治和自然變異不加區別。……(《宣撫班戰記》第57頁)

第四部分：日本的侵華詩歌“宣撫文學”的謊言與“宣撫”的實質2）

這就是日本軍隊，也是當時的日本的主流輿論對中國民眾的共同看法。而“宣撫”活動的必要性，就是建立在對中國民眾的這種看法的基礎之上的。不料，他們在中國卻遇上了八路軍那樣的頑強抗日的軍隊。八路軍難道不是中國民眾組成的嗎?這樣，他們對中國民眾的那套看法就走向了背謬，只好把八路軍罵作“共産匪”，並極力把八路軍描繪為中國老百姓的敵人。而日本軍隊，特別是“宣撫班”，倒成了中國民眾的“救世主”。

然而，“宣撫班”果真是來“拯救”中國人的嗎?盡管“宣撫官”們在中國的所作所為，“宣撫文學”是不敢加以如實描寫的。“宣撫文學”所描寫的，只是“宣撫”活動的堂而皇之的表面。但是，即使在“宣撫文學”中，也仍可以清楚地看出“宣撫班”的侵略本質。事實上，不論是一般的日本軍隊也好，還是“宣撫班”也好，作為侵略者，實質並無區別。“宣撫班”不過是裝扮成“救世主”和“文明戰士”的侵略者罷了。關於這一點，即使是對“宣撫班”極力美化的“宣撫文學”，也還是常常不慎走筆，透露出了自己的侵略行徑。如在中國，日軍以喜歡吃雞而“聞名”。而“宣撫官”們也不例外。在《宣撫班戰記》中，寫到“宣撫班”為了滿足口腹之慾，特組織了什麼“徵發隊”(“徵發”，在日語中是“徵用”之意，實為搶劫)，到老百姓家“徵發”搶劫。“徵發隊”中有專門的“雞徵發隊”。“雞徵發隊，不必說是由中國人“楊”宣撫官為隊長，有馬夫和密探組成。宰殺、拔毛、燒毛等，由我們(指日本人宣撫官——引者注)擔當。”(第26頁)這種無恥貪婪的場面，對淪陷區的中國老百姓來說，是司空見慣的了。

在中國的抗日文學中，對於日軍“宣撫”活動的實質是做了揭露和批判的。其中，作家易鷹發表於1941年的短篇小說《宣撫》(載《屠場》，杭州正中書局，1941年版)就是一篇有代表性的佳作，可以說是一篇“反‘宣撫’的文學”。這篇小說透過兒子做了漢奸的王老太的一天的遭遇，生動地描寫了“宣撫班”的“宣撫”活動的情形。王老太的六隻雞，已經被日本人搶去了五隻，現在只剩下一隻老母雞了。王老太雖然認為：“不管你們什麼人造反，我們老百姓只要錢糧吃飯。革命黨造反也好，孫傳芳造反也好，日本人造反也好，我們全不管。”她對日本人來“捉雞”和課稅不滿意，但畢竟日本人還讓她“吃飯”。然而有一天，日本的“宣撫官”來了。“日本兵共有九個，他們是來‘宣撫’。他們近來時時到四鄉去‘宣撫’，但真實的目的，卻在女人及雞和香煙法幣(當時流通的國民政府發行的貨幣——引者注)。”“宣撫官”一進村，看見阿發想逃，認為“不敬”，便一槍打死。“宣撫官”鈴木闖進王老太家，將王老太那個漢奸兒子的姨太太阿玉的老母，按倒強奸，直至將她折磨至死。“宣撫官”植田闖進王老太家，王老太受過漢奸兒子的“訓練”，“便對植田深深一鞠躬。豈知年高腰硬，身體便往前一撲，植田就砰的一槍!”於是王老太也被打死。植田來到王老太屋裡，發現一個箱子，無法啟鎖，以為裡面有什麼寶貝，便用槍柄猛砸，不料箱內是王老太的漢奸兒子藏匿的彈藥。彈藥爆炸。植田飛上了天。其他正在搶劫的八個“宣撫官”，聽到爆炸聲，慌忙逃走，“立刻報告班長，說正在宣撫，碰到支那遊擊隊”。易鷹的這篇小說，證明瞭日軍的“宣撫”本身就是一種野蠻的侵略，既揭露了“宣撫”的實質，也諷刺了淪陷區有些民眾的愚昧麻木，飽含著深受“宣撫”之害的淪陷區民眾的血淚。

日本的“宣撫文學”對日軍“宣撫班”及其“宣撫活動”美化，和中國抗日文學對“宣撫”的揭露，形成了鮮明的對照。日本的“宣撫文學”本身就是為日軍侵華做“宣傳”的，因此，它只能描寫那些符合他們“思想宣傳戰”所需要的東西。在這個意義上說，“宣撫文學”中的某些細節上的寫實，根本不可能掩蓋其本質上的虛假與虛偽。實際上，“宣撫班”在中國淪陷區所做的一切，無論是懷柔策略，還是殺人強奸搶劫，只是形式不同，實質都是一樣，那就是對中國的佔領、對中國人民的統治和奴役。

第五部分：石川達三的真話與謊言《活著計程車兵》：日軍獸行的真實描寫1）

日本全面發動侵華戰爭後不久，有一位被派往中國戰場的作家，調查採訪後寫了一本反映日軍在中國所作所為的小說，發表後卻被日本軍部當局查禁，作者被指控有罪並被判了徒刑。這就是侵華期間日本文壇最有名的“筆禍”事件。那個被指控的作家就是石川達三，那篇給他帶來“筆禍”的小說就是《活著計程車兵》。圖28石川達三的“從軍許可證”

石川達三(1905～1985)在當時已經是日本著名作家。早在1935年，他就以中篇小說《蒼氓》獲得了首屆“芥川龍之介第九章n石川達三的真話與謊言文學獎”。19日國民政府首都南京被日軍攻克陷落，12月29日，石川達三作為《中央公論》的特派作家，被派往南京，並約定為《中央公論》寫一部反映攻克南京的小說。石川達三從東京出發，翌年1月5日在上海登陸，1月8日至15日到達南京。石川達三到達南京的時候，日軍製造的南京大屠殺血跡未幹，屍骨未寒。石川達三雖然沒有親眼目睹南京大屠殺，但卻親眼看到了大屠殺後的慘狀，並且有條件採訪那些參加大屠殺的日本士兵們。而那些士兵仍然沉浸在戰爭和屠殺的興奮情緒中。石川達三有意識地深入到他們之中，以便蒐集到真實的材料。據“審判調查記錄”記載，石川達三當時的想法是：

我覺得，和士兵們交流，聽他們的交談， 比起和將校接觸，更能把握戰爭的真實的情況。所以在那裡我和將校們幾乎沒有接觸，而是注意士兵們的談話。而且我親眼看到了戰地上的人們的真實情緒。

他在戰後也說到過同樣意思的話：

我到南京戰場去的時候，打算盡可能地不見將校和軍事首腦。我抱著這樣一個方針出發了。到達後按照預想的那樣，和下士官及士兵同吃同住，用心地聽他們的聊天和侃山，從而瞭解了他們平常的情況。將校們對外界淨說謊，冠冕堂皇，文過飾非。為了了解戰場上的真實，我才深入到士兵當中。(《石川達三選集》第5卷，八雲書店1948年版)

可見，忠實地描寫“戰爭的真實的情況”，反映“戰場上的真實”，是石川達三的最初的創作動機。由於見聞和材料的充實，石川達三從南京回國後，僅用了11天的時間，就完成了約閤中文八萬多字的《活著計程車兵》。

《活著計程車兵》把進攻南京並參與南京大屠殺的高島師團西澤連隊倉田小隊的幾個士兵作為描寫的中心。寫了他們在南下進攻南京的途中，燒殺搶掠無惡不作的種種令人發指的野蠻罪行：他們僅僅因為懷疑一個中國年輕女子是“間諜”，就當眾剝光她的衣服，近藤一等兵用匕首刺透了她的乳房；平尾一等兵因為一個中國小女孩兒趴在被日軍殺死的母親身邊哭泣而影響了他們休息，便一窩蜂撲上去，用刺刀一陣亂捅，將孩子捅死；武井上等兵僅僅因為被強行徵來為日軍做飯的中國苦力偷吃了做飯用的一塊白糖，就當場一刀把他刺死；那個本來是來戰場隨軍僧片山玄澄，一手拿著念珠，一手拿著軍用鐵鍬，一連砍死幾十個已經放下武器並失去抵抗力的中國士兵。他們以中國老百姓的“抗日情緒很強”為由，對戰區所見到的老百姓“格殺勿論”，有時對女人和孩子也不放過；他們無視基本的人道準則，有組織地成批屠殺俘虜，有時一人竟一口氣殺死十三個；他們認為“大陸上有無窮無盡的財富，而且可以隨便拿。……可以像摘野果那樣隨心所欲地去攫取”，隨時隨地強行“徵用”中國老百姓的牛馬家畜糧食工具等一切物資；他們每離開一處，就放火燒掉住過的民房，“認為彷彿只有把市街燒光，才能充分證明他們曾經佔領過這個地方”；他們在佔領上海後，強迫中國婦女作“慰安婦”，成群結隊到“慰安所”發洩獸欲；他們視中國人為牛馬，有計程車兵“即使只買一個罐頭，也要抓一個過路的中國人替他拿著，等回到駐地時，還打中國人一個耳光，大喝一聲‘滾吧’!”……

第五部分：石川達三的真話與謊言《活著計程車兵》：日軍獸行的真實描寫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