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日本的侵華詩歌所謂“宣撫”與“宣撫文學”（4）(第2/2頁)

在這裡，石川達三顯然沒有像其他“筆部隊”作家那樣把所謂“戰爭文學”作為軍國主義宣傳的手段，而是拋開了軍部對“筆部隊”作家規定的寫作戒律，集中表現“戰場上的真實”。當時，這種真實完全被軍國主義的宣傳所掩蓋。正如石川達三自己在戰後所說：當時，“內地(指日本國內——引者注)新聞報道都是假話。大本營發布的訊息更是一派胡言。什麼日本的戰爭是聖戰啦，日本的軍隊是神兵啦，佔領區是一片和平景象啦。但是，戰爭絕不是請客吃飯，而是痛烈的、悲慘的、無法無天的。”在法庭對《活著計程車兵》的調查中，石川達三陳述了他的寫作動機。他指出：“國民把出征計程車兵視為神，認為我軍佔領區一下子就被建設成了樂土，並認為支那民眾也積極協助我們。但戰爭絕不是那麼輕松的事情。我想，為此而應把戰爭的真實情況告訴國民，真正使國民認識這個非常時期，對於時局採取切實的態度，是非常必要的。”所以，石川達三在《活著計程車兵》中，著力表現戰場上為宣傳媒體所歪曲所掩蓋了的方面。盡管他在作品最後的“附記”中申明：“本稿不是真實的實戰記錄，而是作者進行相當的自由創作的嘗試，故部隊與官兵姓名等，多為虛構。”但是，事實上，這篇“虛構”的“自由創作”的小說的價值恰恰在它的高度的真實性上。小說對日本士兵形象的描寫，對戰場情況的表現，是侵華文學中那些數不清的標榜“報告文學”、“戰記文學”的所謂“寫實”的、“非虛構”的文字所不能比擬的。火野葦平、上田廣、日比野士朗、棟田博之流的“報告文學”、“戰記”，都聲稱表現了自己“真實”的戰爭體驗。但是，他們要麼美化侵華日軍，要麼醜化中國軍民，要麼歪曲報道中國佔領區的情況，為了煽動日本國民的戰爭狂熱，而向他們傳達了片面的錯誤的戰場資訊，其區域性和細節的寫實，掩蓋了整體的本質的真實。比較地看，石川達三的《活著計程車兵》是日本“戰爭文學”中罕見的，甚至可以說是絕無僅有的具有高度真實性的作品。

《活著計程車兵》不僅把日軍在侵華戰場上的殘暴野蠻的行徑真實地揭示出來，而且進一步表現了侵略戰爭中的更深層次的真實，那就是侵華士兵的人性的畸變。他不滿足於戰爭狀況的表層的記錄，而是透過描寫戰場的“人”，揭示戰爭的真實本質，把“人性”與“非人性”的糾葛，作為整個作品的立足點。著意表現隨著戰爭的深入，在侵華戰場上，日本士兵如何由正常的人，一步步地喪失了人性，變成了可怕的魔鬼，變成了殺人機器。《活著計程車兵》中的幾個主要人物，都是普通的基層官兵。除笠原下士(伍長)是農民出身外，其他幾個都是知識分子：在來中國戰場之前，近藤一等兵是個救死扶傷的醫學士，倉田少尉(排長)是為人師表的小學教師，平尾一等兵是一家報社的校對員，也是一個羅曼蒂克式的知識青年，片山玄澄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僧人。然而就是這些知識分子，在侵華戰場上，卻一個個都成了殘暴的野獸。一開始就殘暴無比的是笠原下士，“對於笠原下士來說，殺死一個敵人，如同用手撚死一隻螞蟻”。其他人都漸漸地羨慕起笠原那殺人不眨眼的“勇敢行為”來。在經歷了多次殺人之後，他們都在極力擺脫內心世界中人性與獸性之間的矛盾沖突。倉田少尉“已覺悟到殺人必須心腸冷酷，毫不手軟。他開始磨煉自己的性格，以便能參加無論多麼殘酷的屠殺”；近藤一等兵對戰爭罪惡日益麻木，以至完全喪失了良知，“就像一個小學生變成了一個小流氓一樣，不僅不以這種墮落為恥，反以這種墮落為榮，他沾沾自喜地向人誇耀：‘我也能搞到姑娘啦’，‘我也能從支那兵的屍體上踩過去啦’， ‘我也會放火燒房子嘍。’”每當他感到煩悶無聊的時候，就湧起殺人的沖動；片山隨軍僧本來是做佛事的和尚，但他在戰場上殺人時，“良心上非但沒有感到絲毫痛苦，反而心花怒放，感到無比的愉快”。……石川達三就是這樣，把筆觸深入到侵華士兵的內心世界中，特別是把知識分子出身計程車兵作為剖析的物件，真實地描寫出了他們喪失人性良知的過程。

這就是《活著計程車兵》所揭示的侵華戰場上的赤裸裸的真實。

第五部分：石川達三的真話與謊言闖下“筆禍”與“戴罪立功”1）

但是，日本軍國主義最忌諱、最害怕的，正是這種赤裸裸的真實。

任何邪惡的東西，它要堂而皇之，大行其道，都需要掩飾和美化自己，都不敢露出自己的真實面目。日本發動的侵華戰爭也不例外。軍國主義者極力把侵華戰爭說成是“解放亞洲”、“建立大東亞共榮圈”的“聖戰”，現在忽然有《活著計程車兵》這樣的作品出世，戳穿了“聖戰”的謊言，這就令軍部當局惱羞成怒。於是，石川達三闖下了“筆禍”。

《活著計程車兵》在《中央公論》雜志19月號上發表後，立即遭到了禁止發行的行政處分，接著，又以違反報紙法，被追究刑事責任。石川達三被警視廳逮捕，並接受了調查。下面是負責調查的警察和石川達三的一段對話：

警察：你在從軍的時候，都看到了些什麼?

石川：看到了很多，都寫著呢。

警察：你寫的，都是你看到的東西嗎?

石川： 因為是寫小說，所以有時候把在南京看到的東西，搬到了上海，把在上海看到的事情，搬到了南京。

警察：可是，全都不是事實!那不是牽強附會，造謠惑眾嗎?不是太豈有此理了嗎?

經過如此之類的調查，8月4日，石川達三和《中央公論》的有關編輯被起訴。並被判有罪。罪名是：“記述皇軍士兵掠奪、殺戮非戰鬥人員，表現軍紀鬆懈狀況，擾亂安定秩序。”9月5日，石川達三被判四個月徒刑，緩期三年執行。

這是日本全面發動侵華戰爭後發生的第一起、也是僅有的一起作家的“筆禍事件”。軍部當局製造的這起事件，意味深長。它不是一般的對犯罪的懲罰，而是透過“殺一儆百”的方式向作家們傳達了一個強硬的資訊：只能為侵略戰爭作正面宣傳，不能隨意描寫真實，從而使文壇徹底地服從“戰時體制”，服從對外侵略的“國策”。從此以後，《活著計程車兵》這樣的反映戰場真實、反映日軍侵略行為的作品，在文壇上基本絕跡了。所有的“戰爭文學”都成了宣揚軍國主義的“國策文學”。

石川達三被判有罪，感到了一種“成為罪人的屈辱”。但是，他很快就得到了一個“戴罪立功”的機會。判決十幾天以後，石川達三再次作為《中央公論》的特派員，被派往武漢戰場從軍。《中央公論》刊登了石川達三的照片及特別啟事，稱“石川達三氏將作為本刊特派員參加漢口攻克戰”，還發表了他的題為《再度從軍之際》的文章。文章表達了自己被準許再次從軍的“感激”之情：

漢口也許快要攻陷了。百萬大軍的會戰，近代東洋史的一切含義，盡在其中。在日本歷史上，也是史無前例的大戰。在這樣的時候， 自己獲得再次從軍的機會，真是令我不勝感激。我覺得自己確實到了男子漢幹大事業的關頭。

在中國採訪一個多月後，石川達三回到日本。不久就在1939年1月號上發表了長篇作品《武漢作戰》，副標題為“作為一部戰史”。石川達三在《武漢作戰》的“附記”中寫道：

……目的只是希望內地的人們瞭解戰爭的廣度和深度。也就是說，筆者盡可能寫出一部真實的戰記。(中略)上次因研究了戰場上的具體的個人而惹下了筆禍。這次盡可能避開個人的描寫，而表現整體的活動。……

可見，石川達三是非常小心地避免再惹“筆禍”。所以，《武漢作戰》和《活著計程車兵》大為不同，它不再以幾個主要人物為“研究”和描寫的焦點，而是流水賬式地記錄了武漢作戰的整個過程。全書分為“武漢作戰之前”、“作戰基地安慶”、“馬當鎮”、“遠望廬山”、“進軍武穴”、“九江掃蕩戰”、“星子附近的激戰”、“總攻擊”、“田家鎮大火”、“民族的飛躍”等31章構成。全書的一開頭就為日本侵華做了荒謬的辯解——

第五部分：石川達三的真話與謊言闖下“筆禍”與“戴罪立功”2）

為了使蔣介石停止抗日容共的政策， 日本政府做完了一切的外交工作，花了很多的錢。但結果卻徒勞無益。支那在一天天地做著抗日的準備。民眾更加團結。戰爭到了非打不可的狀態。(下略)

圖29向武漢市區進攻的日軍汽車部隊

這場戰爭只靠佔領北京和上海是不能解決問題的。但是佔領了南京的時候， 日本的想法多少有些出現了偏差。

從日本人的潔癖的常識來說，首都被佔領，那就明確地意味著失敗了。德國駐華大使，那時也悄悄地勸說蔣介石進行和平談判，傳達日本的戰勝意識。但蔣將軍拒絕和平談判，揚言能夠取得最後的勝利。

日本對支那的這種態度感到氣憤， 日本於〔昭和〕13年1月16日發表宣告，“不以蔣政權為對手”。日本本來不想發動這麼大的戰爭，但事已至此別無選擇了。

《武漢作戰》就是這樣貫穿著這種日本軍國主義的蠻橫的戰爭觀，對日本侵華戰爭進行了正面的肯定和歌頌。在此前的《活著計程車兵》中，作者描寫了日軍的兇殘行徑，而在《武漢作戰》中，他努力表現日軍的“文明”之舉，顯然是在試圖抵消、抹殺《活著計程車兵》中的有關描寫及其造成的影響。於是，在《武漢作戰》中，殺人不眨眼的日本士兵不見了。石川達三把戰爭所帶來的災難，統統推到了中國軍隊一邊，不放過一切機會地攻擊誣蔑蔣介石及其中國抗日軍隊。他顛倒黑白地把日本入侵造成的大量的難民說成是蔣介石和中國軍隊“製造”的，並引用了據說是中國老百姓的一首民謠攻擊蔣介石：“自從出了蔣老介，鬧得地覆天又翻，親愛同胞遭禍災，大戶人家財産盡，小戶人家變炮灰，叮叮叮……損失數目實難猜。公敵就是蔣介石，難民不盡滾滾來，無衣無食無遮蓋，生活艱苦實難挨，呼喚和平快到來。”他寫到中國軍隊每撤離一處就放火投毒，而日本軍隊每佔領一地，就如何如何地做所謂“宣撫”工作來安撫難民；中國軍隊在撤離九江時投放了霍亂病毒，日本軍隊如何僅用了兩周時間就消滅了病毒，救助了中國的老百姓；日本人在九江如何善待中國老百姓，九江人民“表現出了最為親日的感情”，於是剛剛經歷了戰火的九江城店鋪開張，商業繁榮，老百姓安居樂業。……《活著計程車兵》中寫到了日軍如何屠殺俘虜，而《武漢作戰》卻寫了日軍如何優待俘虜，以致使得中國俘虜情願給日本軍隊當苦力。……在石川達三的筆下，日本侵略軍簡直成了和平的使者，日本的侵華戰爭簡直就是製造“和平”的“聖戰”。說什麼“只有在〔日本〕佔領區，和平才得以恢複，下一個作戰區如果不經過血與火的痛烈的洗禮，就不會迎來和平。”石川達三把日軍的武漢戰役中的勝利看成是“日本民族的躍進”。他寫道：“我們以三千年的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大軍，把戰火推到了從未有過的廣闊地域，深入到了大陸的最深處，應該說這是日本民族在東洋的躍進。”總之，石川達三雖然標榜《武漢作戰》是“一部真實的戰記”，但由於露骨地為自己“戴罪立功”，無條件地歌頌侵略戰爭，其結果是毫無“真實”可言，而是顛倒黑白，謊言連篇。

在《武漢作戰》之後，石川達三還以第二次從軍為題材，寫了幾篇短篇的“戰爭文學”，如《敵國之妻》、《五個候補將校》等。其中，值得略加剖析的是《敵國之妻》。

《敵國之妻》寫的是日軍在佔領九江時，“佔領”了一處民房作野戰醫院，一個軍醫在這處民房主人的房間裡發現了一個名叫“洪秋子”的女人的日記。從日記上看出，這個洪秋子是個日本女性。她不顧家人的勸告和強烈反對，和一個名叫“洪青年”的中國留學生戀愛並結了婚。後來和洪青年一起來到中國。結果發現洪青年早已有了老婆。秋子不願做妾，為自己受了騙感到痛苦。後來日本大規模進攻中國，秋子成了“敵國之妻”。但她抱著日軍最終會取得勝利、大陸將恢複和平的願望，和洪的全家一起逃難到了漢口。洪青年的大老婆向中國軍隊告發了秋子。秋子孤立無告，在絕望中自殺。……後來發現日記的那個日本軍醫又找到了秋子的墓，贊嘆道：“死得太悲壯了。作為敵國之妻，她為祖國盡了自己的責任。她應該受到褒揚。”在小說中，秋子愛著中國，想和中國人聯姻，結果卻遭到洪青年的欺騙和他的老婆及母親的出賣，遭到中國軍隊的搜捕威脅。這裡所講的故事具有顯而易見的隱喻性：秋子是“善良”、“友好”、“忠誠”的象徵，她代表著日本；洪青年及其老婆和母親是虛偽、自私和殘忍的象徵，他們代表著中國。小說所要匯出的結論也就是洪秋子在日記中寫的那句話：“支那人是不可信任的人種，洪是不值得愛的偽善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