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輅左右看了看,這裡是廷議,是文華殿,一旦這裡形成了決議,就代表著大明最頂層的決策者們,決定對南北兩雍的一群蠹蟲進行流海外的決策。

這種時候,商輅必須說些什麼,哪怕是無法影響決策,日後讀書人罵他也罵不到他的頭上,他真的盡力了。

“陛下。”商輅艱難的說道:“陛下,正統年間大勢如此,山東方伯裴綸公廉,失不介於心,夷險不易其節,不避權貴,剛正不阿,結果呢?被逼的回鄉去做了縣誌篡修。”

“大勢如此,監生罪不至此。”

朱祁玉看著商輅的模樣笑著說道:“就事論事,暢所欲言,這裡是廷議,就是各抒己見的地方,若是這裡不吵,到奉天殿的朝會吵去?”

“你說得很好。”

只要不是開大朝會的時候,牽強附會強詞奪理,朱祁玉從來不會發火,談,什麼都可以談。

吏部尚書王翱,坐直了身子開口說道:“陛下,清廉和高效之間,頗有點像冬序。只要反腐抓貪,就一定會造成一定程度的低效。”

王翱訴說的是一種普遍現象,當朝廷的反腐抓貪的力度越大,朝堂、地方行政的效率就會越低,而且絕對的清廉,一定會帶來絕對的停滯。

這也是歷朝歷代反腐抓貪的窘迫之處,甚至成為了洪武年間的頭等噩夢。

比如洪武年間,高皇帝治貪,甚至連剝皮揎草都用出來了,最後也沒有能把這貪給杜絕,反而朝廷的政令變得不再通順,到了建文朝年間,開始反撲的官僚們,更加勐烈的貪腐。

王翱繼續說道:“即便是考成法高懸,也是極其低效,這個時候,當朝廷受不了這種斷手斷腳的感覺,就會放任一些治貪的力度,效率一下子就高了起來。”

“這個時候,朝堂發現自己的政令可以快速下達並且被執行,而官員們往自己的口袋裡塞錢自然樂意,而商賈們更是如魚得水,百姓們在家裡桑種之物得以流通,從上到下,其樂融融。”

“這個時候,但凡是出一點問題,朝廷都會下意識放鬆扼住官僚貪婪之手的力度,因為之前的經驗告訴所有人,放開力度,就會緩解一時之急。”

“但是最後完全放開的時候,黃衣使者再也無法出京;陛下的政令送到了地方,就會被堆積在書吏的寺庫,而不是在黃榜之上;百姓悲苦無依訴諸無門,囊中無錢缸中無糧;天下豪強連田阡陌手下私兵無數。”

“最終導致群雄並起,逐鹿中原。”

王翱從行政效率和清廉、貪腐的問題上分析了一下問題,其實就是在政治中普遍存在的邊際效應。

管理和放任都存在邊際收益,夠亂的時候管制有收益,

管制太嚴的時候放任有收益,很有意思的一個動態平衡。

用明太祖高皇帝朱元章的話說就是寬而有制,簡而有節。

景泰年間,大明朝堂的六部明公們,最大的特點就是不說屁話,追求絕對清廉,肯定是作為吏部尚書的最高追求,但是那完全實現不了,王翱沒有起高調的講不切實際的屁話,而是從實際角度出發,去探討貪腐問題。

王翱環視了一週後,才開口說道:“其實當下討論的南北兩雍監生之事,大抵和治貪之事一樣,最開始治學極嚴,而後遇到了一些問題,發現放任一些,可以短暫掩蓋問題,而後遇事就放任,最終導致了今天之局面。”

“臣以為於少保所言極佳,陛下。”

王翱說的其實就是形成路徑依賴的後遺症,他有沒有反對商輅的說辭?他沒有針對商輅的任何一言一詞,只是單純的陳述自己的觀點,但是字字句句都在反對商輅的說辭。

王翱的意思很明確,這個問題並不是在清算正統年間的舊賬,而是寬縱過頭了要矯正,不能把問題的性質搞錯了。

如果是正統年間遺留問題,為何在陛下登基之後、改元之後沒有收手?

既然不肯收手,怎麼能怪朝廷無情?

皇帝都換了一個,做事依舊我行我素,臣工的恭順之心何在?既然毫無恭順之心,何來皇帝暴戾?

商輅所言求情,即便是在千年來的君君臣臣、封建禮教的框架下,也是講不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