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大同世界是諸子百家在血腥現實面前,總結出的政治的總體設計和戰略目標。

胡濙感慨萬千的說道:“所以,孔子、荀子、孟子、老子、墨子、文子、韓非子、商鞅對百姓流離,天下苦難,無不有一種追求,那就期盼聖人出,而天下治。”

“他們怒罵戰國時的所有諸侯為率獸食人之輩。”

朱祁鈺明白鬍濙的意思,大同世界是思想家們的龍旗大纛,他們扛著龍旗大纛,批判君主,針砭時事,這是一種朝廷的自我調節。

諸多大同世界的理論,是一種精神和輿論制約。

在諸子百家的敘事之中,所描繪的聖主、聖王、盛世成了一面鏡子,置於君主之旁,成為一種無形的理論制約。

這種理論上的制約,和六科給事中行封駁事,制度上的制約,都是很有必要的。

但是這種自我調節,正在逐漸失效。

朱祁鈺搖頭說道:“但是現在的情況是,許多人避實就虛,空談大同,而不行大同之法,高舉大同,卻為一家之私利狺狺狂吠,毫無德行可言。”

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

蘇平、蘇正居然拿著為大明出生入死的夜不收穫救訊息,賣給了瓦剌的奸細,只為了區區三百兩銀子。

蘇平、蘇正皆為儒生,他們也是在舉著大同世界的龍旗大纛,對皇帝口誅筆伐,說皇帝窮兵黷武。

他們真的關心百姓嗎?不是,但是他們不過是為名,為利罷了。

大明出了問題。

胡濙說道這裡的時候,表情慼慼,他無奈的說道:“天下並無聖人,陛下秉持公器,群臣如九竅,各司其職,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所以勸諫是必然的。”

“這種勸諫往往是失效的,比如稽戾王不顧英國公張輔、兵部尚書鄺埜等文臣武將的集體反對,執意親征。”

“唉。”

在場的眾人,無不嘆息。

土木堡之變是鼎盛大明的一道深深的疤痕,即便是它癒合了,但是他帶來的歷史教訓卻是影響深遠。

胡濙無奈的說道:“君主凌駕萬物之上,士大夫行勸諫之事,往往拿不準主意,所以都會送到禮部,先把把關,這也是規矩之一。”

“鳳陽詩社壞了規矩,朝中禁談南遷、議和,他們搖唇鼓舌,製造風力,被陛下斬首,也是應當。”

蘇平和蘇正是因為把訊息賣給了瓦剌的奸細,才被送去的解刳院。

朱祁鈺十分鄭重的點頭說道:“進諫、納諫,本君聖臣賢之良事,現在卻成了朝中黨爭的工具,朕十分的痛心。”

胡濙十分認同的說道:“陛下,當初商鞅見秦孝公,秦孝公也不願意採納商鞅之法,就更法之事,甘龍、杜摯、公子虔與商鞅各持一說,數日之後,秦孝公才覺得商鞅之法更妥善。”

“梁惠王和齊宣王並不喜歡孟子的仁政說,但他們還是不厭其煩地向孟子求教治國之術。”

“進諫與納諫,無論哪家哪派都在提倡,進諫和納諫便成為了公認的至德,並以此作為衡量賢主忠臣。”

“陛下,儒家走進死衚衕了。”

儒家的經典已經解決不了問題了。

于謙、胡濙、丘濬、襄王、李賓言、徐有貞等等,不約而同的去其他諸子百家中,尋求解決之道。

于謙經常引用老子學說,講外王內聖,講百年樹人,講國家之制。

胡濙自認無德,直接說儒家走進了死衚衕,再不變,大明亡於腐。

丘濬主張仁義基於利,襄王主張利柄輕重論,李賓言心懷宇宙,仰望星空,觀望自然之道,總結了六等秩和四時之序。

徐有貞和陳鎰,更像是墨者而不是儒者,他們對車駕被窮民苦力所壞,不以為意。

兩個摳腳大漢,為了惓惓以生靈為念,跋涉涉水,不講斯文禮儀只講工效。

正如朱祁鈺所言,大明的儒教禮法出了問題,伴隨著土木堡之變的大痛苦,必然有著大明朝的自己的大思辨。

中原王朝的大思辨,和西方的文藝復興大約性質相同。

只不過中原王朝的大思辨,次數實在是太多了,已經把大思辨認定為常事了而已。

朱祁鈺明白了胡濙的意思,點頭說道:“多一個選擇,多一個道路,多一個參考,多一個角度,方能政通人和,有治平之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