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梁時月 第五百零九章 軍力(第1/2頁)

汴梁，樊樓。

之前因為曾鞏的一個的問題，讓聚會的氛圍一時間變得有些尷尬。好在後來蘇軾等人及時化解了這個誤會。陸垚也知道，不能用現代人的眼光去要求蘇軾和曾鞏他們這些人。在現在這個時代，確實是存在著一些等級差距，還有尊卑觀念的，這也是他努力的一個方向。

不過，因為之前的問題，聚會一時間陷入到了沉默的氛圍當中。最後還是蘇轍率先開啟了局面。之前陸垚是一直給到蘇轍信心，讓他相信自己能夠透過殿試的人，所以現在自己也應該幫他一把。

「陛下直接讓你做這正二品的樞密副使，陸兄你豈不是要出遠門？」

陸垚點頭說道：「不錯，現在宋夏之間的關係這麼緊張，我想不止是我，應該還會有其他這次透過殿試的人，會被陛下選中，到時候去到邊關吧。」

曾鞏說道：「我覺得我們的軍力還是十分強盛的，那小小的大夏，肯定是不能跟我們相抗衡的。」

這不單單是曾鞏一個人的想法，在場的所有人應該都是這個觀點。這大夏剛剛獨立，誰都不認為他們和大宋有一戰之力，但是如果真的是這樣，趙禎其實完全滅有必要再選出陸垚這些人去到邊關，因為他也意識到了事情的嚴重性。

宋代在澶淵之盟之後就沒有和遼國的軍事衝突，並沒有一直在打仗。是中國少有的南北不同政權的和平共處模式。宋神宗發兵損失35萬人馬物資，卻動不了西夏的毫毛，偶然因素不能總是成為理由。」

確實，澶淵之盟之後，直至宋金聯合滅遼之前，一百餘年間，宋遼基本上已沒有發生戰爭。倒是西夏，給宋朝造成了非常大的麻煩。在戰場上，西夏很強悍，幾次與宋朝的戰爭，如三川口之戰、好水川之戰、熙河之戰、永樂城之戰，都大敗宋師。

不過，西夏畢竟是彈丸之地，整體國力不可跟遼國相提並論，跟宋朝也不是同一檔次。宋夏對峙前期（從宋仁宗朝至神宗朝），戰場上西夏勝多敗少，令宋朝很是頭痛。但西夏也有弱點：經濟落後，嚴重依賴宋朝。

北宋司馬光這麼描述宋夏的經貿關係：「西夏所居氐羌舊壤，地所產者不過羊馬氈毯，其國中用之不盡，其勢必推其餘與他國貿易。其三面皆戎狄，鬻之不售。惟中國者，羊馬氈毯之所輸，而茶彩百貨之所自來也。故其民如嬰兒，而中國乳哺之矣。」因此，當西夏拒絕臣服於宋王朝、或者挑釁宋王朝時，宋廷便對西夏實行經濟制裁：關閉榷場、停止互市。

宋王朝的經濟制裁可以重創西夏的國民經濟，導致物資嚴重短缺，物價暴漲，財政也因此接近崩潰：「尺布可直數百」，「民間升米百錢」，「國中困於點集，財用不給，牛羊悉賣契丹，飲無茶，一絹之值八九千錢，（民間）相為「十不如」謠怨之」。最後，西夏國主只好遣使求和。西夏的大臣也承認，「國家自青白兩鹽不通互市，膏腴諸壤，浸就式微，兵行無百日之糧，倉儲無三年之蓄，而唯恃西北一區與契丹交易有無，豈所以裕國計乎？」

也因此，在宋夏一百多年的對峙中，宋王朝對西夏的經濟封鎖，通常能夠迫使西夏就範。如宋仁宗寶元元年（1038），西夏元昊稱帝，翌年，元昊露出不臣之意，宋廷詔「陝西、河東緣邊舊與元昊界互市處，皆禁絕之」，六年後的慶曆四年（1044），元昊上誓表臣服，宋王朝才「置榷場於保安軍及高平寨」，恢復互市。嘉祐二年（1057），元昊之子諒祚擾邊，宋朝「要以違約則罷和市」，隨後罷去榷場，英宗治平初年，西夏「求復榷場」，宋廷不許，治平四年（1067），西夏上章謝罪，乞通和市，「乃復許之」。

宋夏對峙後期（從宋哲宗朝到徽宗朝），西夏在戰場上的優勢也逐漸喪失了。之前宋師在戰場上表現乏善可陳，很大

原因是大軍遠征，後勤補給太吃力，而機動的西夏兵則沒有補給的問題。

但後來，宋王朝找到了克敵制勝的戰策、戰術，那便是「進築」加「淺攻」，一寸一寸蠶食西夏，讓西夏人大驚失色：「唱歌作樂地，都被漢家佔卻，後何以堪？」宣和元年（1119）四月，宋師攻克西夏橫山之地，征服西夏指日可待。

可惜，隨後宋朝與崛起於白山黑水間的女真部落結成「海上之盟」，定下聯金滅遼之策，戰略重心轉移至北方，放過了經略西北的歷史機會。歷史視窗從此關閉。北宋自己也引了禍水南下，自取其辱。

事實上，早在李元昊公開稱帝之前，西夏軍隊就已逐步脫離原本的党項部族武裝。不僅有類似禁軍的宮廷衛隊，還集中力量編練出總數只有3000人的鐵鷂子重甲騎兵分隊。所以能在狹路相逢的山間瘋狂突擊，甚至從正面攻破善於佈陣的北宋步兵主力。

哪怕是地位略低的貴族私兵，也在多次擴張勝利後得到顯著加強。核心成員紛紛配備類似宋軍精銳的全套扎甲，又或是透過西域獲得更加輕便的優質鎖子甲。另有不少出沒於邊境兩側的外圍部落，也能為新君提供相當出色的山地輕步兵，非常適合與騎兵在複雜地形上進行協同作戰。

北宋方面則因制度性傲慢而沒有絲毫精進。除很少用於遠征的孱弱廂軍外，就連專職機動部署的禁軍都鮮有變化，堅持以呆板的步兵預設陣地充當決戰核心。當然，源自晚唐五代時期的騎兵傳統，在該階段依然有很大影響殘餘。某些時候，還可以透過招募邊區的党項、吐蕃等部落民實現臨時強化。但終究只是龐大隊伍中的少數派，輕易不能為局勢變化而獨自行動。彼此間的聯動缺乏正向價值，乃至屢屢在關鍵時刻演變為相互拖累。

更要命的是，北宋的軍政系統過於複雜，有著無人敢打破的三級結構。例如穩坐汴梁的仁宗皇帝，經常在無法充掌握解實情的背景下，被高呼政治正確口號的大臣所慫恿。然後將廷議精神轉抄地方，讓那些坐鎮西北計程車大夫文官去用心領會。

但最終的落實消化，勢必仰仗於真正負責帶兵打仗的前線將領。他們不但沒有對整體策略的發言權，還必須為彰顯忠貞可靠而埋頭苦幹。於是在一級催一級的惡劣態勢下，做些基於本能最壞選擇。大不了在潰敗中以死謝罪，免得被監察官判定為造成失敗的罪魁禍首。

相比之下，尚處開國上升期的西夏君臣就無此隱憂。李元昊本人就經常親臨一線，對事態發展有較為清晰的認知能力。若是需要分隊機動，通常會委派麾下的部落首領代勞，根本不存在將不識兵窘境。加之戰場毗鄰本方的日常生活區域，自然對地形等環境要素的理解能更加到位。因而能長期保持進攻態勢，並在指揮協調層面具有較多靈活性。

其實，北宋和大夏，在軍力和制度上就有著本質的區別，這也導致了最後宋夏戰爭中大宋一直處於被動局面，最後失利。

宋太祖趙匡胤出身武將，是透過「陳橋兵變」奪取皇位的，因此對武將十分忌憚。所以，趙匡胤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來集中兵權，加強皇帝對軍隊的直接管理。為此，宋太祖先是將禁軍的二司改為三衙，之後還讓樞密院掌握調兵之權，形成牽制。此外，趙匡胤還利用更戍法，實現兵將分離。與此同時，宋太宗還實行內外相制的策略，將全國禁軍一半駐紮在都城。

宋太祖的政策雖然有利於鞏固皇權，但對軍隊造成極大的影響。每當有作戰任務時，朝廷臨時委派一員將領，率領一支臨時拼湊的軍隊，搞得「兵不識將，將不識兵」。這樣的軍隊怎麼能夠具有極高的戰鬥力呢，更別提打勝仗了。

宋太宗即位之初，先後兩次對遼用兵，打算收復燕雲十六州，結果全部以失敗告終。此後宋太宗調整國策，實行守內虛外

的政策，也就是說加強對國內的控制，對外採取消極防禦政策。對此宋太宗解釋道：「國家若無外憂，必有內患，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防，惟女幹邪無狀，若為內患，深可懼也」。自此，守內虛外也成為北宋王朝的祖宗家法。

然而這項政策對北宋王朝造成了很壞的影響！首先是冗兵問題，宋太祖時全***隊才37.8萬人，宋太宗時66.6萬人，宋真宗時91.2萬人，宋仁宗時125.9萬人。其次是冗費問題，由於兵員數量龐大，需要消耗大量的錢糧，據宋人的說法，「十分之九以供之，而猶不足者，兵是也」。與此同時，將領的素質，軍隊的戰鬥力也十分低下。

對於西夏的崛起，無論是皇帝，還是百官都缺乏警惕，而且表現得十分輕敵。宋朝的統治者認為，西夏的統治者都是貪圖小利之輩，只要定期賜予歲幣，就能將其安撫。而元昊則準備的十分充分，他派出大量間諜前往北宋境內刺探軍情，就連宮中放出的宮女，都被西夏收買。可以說元昊對北宋上下了如指掌。

然而，北宋朝廷卻盲目輕敵，對西夏的情況完全不瞭解。元昊稱帝后，北宋群臣一致認為「元昊小丑也，請出師討之，旋即誅滅矣」，在他們看來，滅掉元昊簡直是輕而易舉。在這種思想的主導下，宋夏戰爭爆發後，北宋一直採取了積極進攻的策略，才導致了前期軍事上的三場大敗！總而言之，北宋的戰敗，既有歷史因素，也有現實原因。

說回當下，陸垚非常明白，現在大宋人的心態，就連在場的蘇軾、蘇轍、曾鞏也不例外，他們都認為，大宋乃是大國，這李元昊突然弄出來的大夏，在大宋面前根本是沒有一戰之力的。

但是，事實卻不是這樣，大夏剛剛建國，士氣正盛，再加上大宋外實內虛的情況，過度集權帶來的無將可用的情況。陸垚相信，趙禎其實已經意識到了這個問題的嚴重，所以才會在這些新透過科舉考試的人當中選出一些人才，最後作為自己的心腹，到時候派到邊關去。

當然，趙禎也是有自己的謀劃在裡面的，像是蘇軾和曾鞏這樣的文學大家和才子，趙禎也知道，如果讓他們帶兵打仗的話，他們都不是那塊料。

實際上，之前的樊樓夜宴，其實就是一個契機，也是趙禎對當朝的官員還有像陸垚這樣的人的一個測試。他希望這些人能夠針對當下宋夏之間的問題給出一些建議，當然他會從中選出一些可行的建議告訴當時要出發的范仲淹和韓琦。同時，趙禎也是想從這些提建議的人當中，選出一些他信得過的人，至少，要在軍事方面有建樹的人。必須要具備軍事頭腦，懂得帶兵打仗，在戰術和大局觀方面，都要有一定的能力。現在看來，陸垚提出的那個想法，應該是被趙禎採納了。陸垚想著，這趙禎一定是已經找過一些為數不多的武將們商議過了，他們應該都對陸垚提出的建議非常認可。再加上陸垚本來就是要參加這次的科舉考試，所以，趙禎乾脆順水推舟，直接讓陸垚成為正二品的樞密副使，看上去是因為他的科舉考試成績才給到他的這個官職。但是實際上，趙禎就是已經選中了陸垚，是一定會派他去到邊關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