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梁時月 第一百七十五章 慶曆新政(第2/3頁)

三月初五，韓琦罷樞密副使，加資政殿學士，知揚州。至此，主持變法改革的主要人物，全被逐出朝廷。

二十三日，廢除科舉新法，恢復舊制。

八月二十一日，歐陽修罷河北都轉運使，改知滁州。

至此，慶曆新政徹底失敗。

范仲淹整頓官僚機構的六項措施，只不過是微小的改革。至於其它四項如“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搖役”，更談不上徹底的改革。

“十事”宣佈後，“修武備”一項，便因眾多大臣反對而取消；其它各項雖然從慶曆三年（1043年）十月開始推行，但也無法貫徹下去。

僅僅這樣一點微弱的改革，當時一般官員已認為“規摹闊大，論者以為難行”、“任子恩薄磨勘法密，僥倖者不便，於是謗毀浸盛，而朋黨之論，滋不可解”。慶曆新政最後在守舊官僚的激烈反對中，宣告失敗。

經過嚴格考核，一大批碌碌無為或貪腐的官員被除淘汰，一批務實能員被提拔到重要崗位，官府行政效能提高了，財政、漕運等狀況有所改善，萎靡的政局開始有了起色。

正直計程車大夫紛紛賦詩填詞，讚揚新政；民眾也為之歡欣鼓舞，彷彿看到了復興的希望。

慶曆新政失敗後，社會矛盾並未緩和，土地兼併日益嚴重，冗兵資費更是加倍，矛盾又十分尖銳。宋廷財政空虛，就拼命進行搜刮。慶曆年間，農民和士兵的鬥爭剛剛下去，各地農民又開始新的鬥爭。

嘉佑四年（1059年）四月，刑部官僚上報說，由於民貧乏食，一年當中曾發生“劫盜”九百七十起之多。

在這種情況下，要求改革的呼聲此起彼伏，一場更大規模、更為深刻的改革運動已在醞釀之中，這就是王安石變法。慶曆新政對熙寧時王安石的改革，產生了直接的影響。王安石的熙寧變法是在慶曆新政的基礎上擴大和深化的。

回憶至此，陸垚直接找到了慶曆新政失敗的直接原因，在中國封建社會，要改革封建官僚體制，說起來容易，然而要真正做起來，卻似難於上青天，這對宋代來講更是如此。

因為在宋代，官僚地主階級在官員喪失世襲爵位和封戶特權的情況下，為了確保“世守祿位”，又參照唐制，制訂擴大了中、高階官員蔭補親屬的“恩蔭”制度。透過恩蔭，每年有一大批中、高階官員的子弟獲得低階官銜或差遣，且宋代恩蔭，不僅極廣，而且極濫，每遇大禮，“臣僚之家及皇親、母后外族皆奏薦，略無定數，多至一二十人，少不下五七人”，並“不限才愚，盡居祿位”。因此，要打破或限制官僚貴族這一特權，無疑會因觸動官僚貴族的利益，而遭到他們的激烈反對。宋仁宗改革的初衷是為了解決財政危機和軍事危機，是要富國強兵。

而慶曆新政卻恰恰觸犯了皇室利益。

范仲淹、富弼的各項改革措施包括了“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等，中心思想就是要裁汰不稱職的官員，而裁減冗官、精簡機構是改革的核心內容。

這個大手術當然做不得。

可是，范仲淹、富弼要給北宋做的手術還不止這些，即使是稱職官員，也要削減其薪俸，北宋官員的俸祿是古代中國最高的。

而且，還決定要減少科舉考試的錄取名額，以解決官多為患的問題。

也就是說，全天下的讀書人的利益，都讓改革觸及了。

因此，改革的反對者決不是少數保守派，而是整個士大夫階層——北宋統治的階級基礎。要改革就要犧牲士大夫階層的利益，犧牲了士大夫，就動搖了自己的統治基礎。

北宋皇室的政策是抑制武將，其辦法一是重用文人，二是實行更戍法，為了皇室利益犧牲了國防。而廢除慶曆新政，則是為了皇室利益犧牲了改革。

當然，除此之外，圍繞范仲淹一直以來都有一個問題，那就是朋黨之爭。

除了少數銳意進取的有識之士，官僚、地主、富商等既得利益階層大都滿足於現狀，只顧個人利益和眼前利益，而不顧國家利益和長遠利益，一旦新政觸犯了自身利益，他們就堅決反對，群起而攻之。朋黨之說基於儒家思想君子與小人的觀念，這是簡單對立、非此即彼的思想觀念，並不能客觀準確地反應人性或人格；在現實生活中，結黨的未必是小人，言利或謀利的也未必不是君子。一旦被提升為國家主流意識形態，就會被一些政客用作打擊政敵的武器，而且極具殺傷力。

改革措施“太猛”、“更張無漸”、“規模闊大”。改革的思想動員不夠，配套措施不到位，對罷黜官員的安置沒有著落，農民沒有在新政中得到立竿見影的好處。

范仲淹的用人，王安石就曾經批評他“好廣名譽，結遊士，以為黨助，甚壞風俗”。事實上，范仲淹所任用的推行新政者，往往議論多，而實際行事少，有的甚至好標奇立異，發空論，言行不檢。

例如石介，連擁護新政的歐陽修也覺得他“自許太高，低時太過，……好異以取高”。

反對新政的更指責范仲淹等“凡所推薦，多挾朋黨，心所愛者盡意主張，不附己者力加排斥，傾朝共畏”。

一番回憶過後，陸垚只覺得，這慶曆新政的失敗是註定的，這當中除了觸犯道士大夫階層的利益之外，更多的，還是跟范仲淹本身的為人，以及改革措施不上不下的深度有直接的關係。

其實，要說起北宋的變法，也就屬范仲淹的慶曆新政，還有後來的王安石變法算是重大的變法了，只不過，這兩次變法最後也都是以失敗告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