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遠橋他就在冷笑,這些天殺的狗官,其心可誅,毒怨到了極點,他們橫徵暴斂就是可以,皇帝收點稅,就是天怒人怨。

皇帝搞點小買賣,就是與民爭利,搞的皇帝只能夠依靠皇莊那一點收入,如果不是有派出太監去收錢,都不夠用。

這一套如果要用在劉遠橋身上,卻是行不通的,如果別的皇帝,會顧忌臉面,會顧忌別人說什麼與民同休,與民爭利,但是這些話,根本就奈何不了劉遠橋。

民間有多富,有多麼有錢,他一清二楚,至於說與民爭利,他們這樣子收稅,也不是與民爭利,而是與這些鄉紳爭利。

劉遠橋他與大明朝最大的不同,就是他對於利益的看重看得比任何都重,以至於有官員憂心忡忡的說道:“大華夏就是要學元朝的做法,要把國家的稅務包給色目人,由他們包下來經營了。”

據說當年的蒙古皇帝,就是不知道如何收稅,收的稅非常的少,而狡猾的色目人,則給了皇帝一個非常大的數字承包,就由他去收稅,搞得民間天怒人怨。

劉遠擠是不會這麼做,但是也不會像大明的皇帝和政府如此的蠢,把這些商稅放棄了,劉遠橋不單止不會放棄商稅,甚至還會組織官府和朝廷來做生意,增加官府的收入。

大明整體的問題,其實就是缺錢的問題,就一個缺錢而己,結果就是一病起百病生,各種矛盾都出現了。

用劉家的話來說,大明只有一種病,這就是窮病,治好了窮病,其他的病都治得好,所以說不要跟他說什麼仁義道德,不要跟他說什麼沽名釣譽,他只在乎錢。

在大明在開國的時候,茶稅一年可以有二三十萬的收入,足足足抵上了一個省的田地稅,但是到了後來,讓那些清流道德君子去收稅,越收越少,居然一年只有二三十兩,這麼坑爹的事情,也只有大明朝才做得出來。

難道這樣百姓們就不用交稅了嗎?這些基層的農民,該交的還是要交,只有那些士紳和權貴們不交了而已,錢都落入了他們的錢包之中,劉遠橋可是公開的批評這一種作為。

如果華夏朝有這樣的官員,這些人就得推出午門去斬了。

劉遠橋在經過一番的盤算以後,就慢慢開始制定好他的治國政策。

首先就是要國富民強,手中只要有了錢,萬事好辦,民間只要太平了,百姓過上安穩的日子,別人就是想裹挾他們造反,拉攏他們造反,這也都不容易,有著老婆孩子熱炕頭的生活不過,跟著別人去造反,你以為每個人都是劉遠橋啊!

在解決了這些問題後,就是解決政府行政的問題了,大明的內閣政策,是有極其積極的意義的,即積極的一面,就是在許多地方上都公開透明,也都沒有滋生權臣的土壤,眾位大臣針鋒相對,也都很容易讓皇帝從中取利,佔盡便宜。

但是他們裹挾了整個仕大夫集團和文官集團,跟皇權對著幹,把皇權都逼進了紫禁城,令政令不出皇城的做法,也是不可取的,這樣子的做法,在劉遠橋眼裡,雖然沒有丟失的天下,其實已經等於丟失了天下,這等於把天下平分給了別人,這是令他難以接受的。

劉遠橋就是因為想到了這裡,他就在想,在政治上繼續走大明的這一套,但是也要限制內閣,還有仕林的特權,只有剷除了他們的特權,讓他們都像其他的百姓一樣交稅,杜絕了貪汙,杜絕了偷稅漏稅,這才是可能令朝廷長治久安之計。

就人性角的角度來說,杜絕貪汙,這是不可能的,因為當官的大權在握,即使是你不向別人伸手,別人也會把銀子往你口袋裡面塞,送上門的女人,送上門的銀子,是很難以拒絕的。

這一點劉遠橋也都明白,他自己這麼有錢,都難以拒絕別人塞進來的紅包,塞進來的銀子,更不用說其他那些人了。

貪汙腐敗可以透過政治的手段來壓制,但是偷稅漏稅卻必須杜絕,大明朝有這麼大的盤子,這麼大的國家,如果正兒八經的收稅的話,它的銀子是足夠夠用的。

偏偏大明做生意的這麼多,但是交稅的卻沒有幾個,一開始就是藩王們不交稅,跟著就是士大夫和整個士林都不交稅,堂堂一個大明,偌大一個帝國,一年只是收下了四百多萬兩的田地稅而已,區區四百萬兩的銀子,又怎麼夠整個龐大的國家的支出?

整個朝廷就不收稅了嗎?當官的當然收稅,他們巧立名目,苛捐雜稅,多如牛毛,只是這些稅,都已經落入了他們的手上,沒有落入朝廷,沒有落入皇帝的手上而已,結果就是當官的富貴到了極點,民間則是貧困到了極點,百姓吃不飽飯,最終只有造反,大明也就滅亡了。

劉遠橋想到了這裡,就意識到了這一點,稅收就是關鍵,必須聽劉布的,成立一個國稅局,向皇帝負責,專門收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