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朝初期,一直到明朝中後期,對於武將的防範和限制可以說是非常嚴格。

但總體來說,還是文武互相牽制,所謂「位軍者不得計餉,計餉者不得位軍;節制者不得操兵,操兵者不得節制」。

也就是把財權、練兵權、指揮權剝離開來,分別由文官和武將掌握,形成誰也不具備對軍隊的絕對控制的局面。

但到了明朝末期,在內憂外患之際。大明的封建統治者垂死掙扎的姿勢,與歷史上的東漢、唐朝、元、清朝末期沒有什麼兩樣,那就是對武將的權力下放。

權力下放,就意味著武將有了軍閥化的可能。不管是東江鎮,還是遼鎮,其實都出現了地方軍閥的傾向。

兵興以後,有言天子者曰:「今日不重武臣,故武功不立。」

東江鎮僻處海外,天啟帝不設文官監軍,賜毛文龍尚方寶劍,可以說是給了東江鎮成為軍閥的合適土壤。

而郭大靖的所作所為,無疑加快了這個程序。但對他來說,並不後悔,甚至是有意為之。

在明末,如果獨立性不強,不被袁崇煥弄死,也要被崇禎,或者是朝堂大老、東林君子們搞殘。

也正是東江鎮不斷地向獨立自主發展,也才有與歷史已經完全不同的改變。

建虜才會被壓制,頹勢盡顯,成千上萬的剃頭人和京畿百姓,才避免了作奴隸,被苛待,甚至是任意打殺的悲慘命運。

如果不出意外,改變命運的將是整個大明的子民,以及華夏神州。

但歷史上,崇禎對武將的權力下放,卻並沒有取得應用的效果,得到武將的忠心報效。反而,很多得到不受節制的權力的武將,都成了流寇式的軍閥。

要知道,割據式的軍閥對百姓和地方的破壞還小一點,畢竟是在固定地方混的,還知道一些民生的重要性。

流寇式的軍閥則不同,他們四處流竄,如同蝗蟲一樣走到哪吃到哪,所過之處燒殺搶掠,比流寇更加為人痛恨,又有「賊過梳而軍過如櫛」形容。

這些流寇式的軍閥與東江鎮這樣的軍閥不同,他們不是想著挽救國家、拯救黎民,而是拼了命的牟取私利。

至於平定民亂,抗擊建奴,他們早就拋之腦後。軍事上不見戰績,禍國殃民的事情卻幹得不少。

從這方面來講,崇禎還是病急亂投醫的毛病。把提升武將的地位和權力,當成了勘亂的良藥。

當年對於袁崇煥的過度信任,導致的種種禍端,崇禎並沒有吸取教訓,在白廣恩、左良玉、吳三桂等將領身上,又一次次重演。

識人之不明,在崇禎身上可謂是達到了極點。

如孫傳庭、盧象升等忠臣勇將,不僅頻遭打壓,更被抓捕入獄,最後被朝廷、文官、太監的逼迫,壯烈殉國。

而崇禎專任大帥、不加節制的左良玉、白廣恩、吳三桂之流,畏敵如虎、殘民以逞,竟還有投敵賣國的千古漢奸。

幸好,崇禎做了一生中最正確的選擇,那就是相信東江鎮,相信郭大靖,儘管是被逼無奈、形勢使然。

郭大靖在朝著軍閥的路上又邁進了一大步,但他會成為具有家國情懷,挽狂瀾於既倒,體恤百姓、惠及大明的好軍閥。

在遼東,郭大靖送走了林慶業和崔孝一,重新調整了佈署,並等到了建虜的「反撲」。

只是建虜推進到鳳城後,象徵性地攻擊後,便又撤了回去。鳳城的守軍已經削減到千人,也沒有死守到底的打算,但建虜也沒有攻佔的打算。

收到彙報的郭大靖起初有些愕然,但仔細思考之後,又有些明白了建虜的意思。

這不是什麼真正的反擊行動,只是多爾袞為了挽回些許顏面的虛張聲勢。

郭大靖猜測,建虜會在宣傳中說追殺東江軍直到鳳城,敵人傷亡慘重之類的。不管你信不信,總會有人信的。

為何會有這樣的操作,建虜估計也認識到自己兵力的不足。就是攻下鳳城,甚至是再搶到更多的地盤,也沒法駐兵守衛。

既然如此,又何必要付出死傷,佔領根本不想要的地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