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人則通常會組成走私集團,專門經營皮毛、馬鬃、馬尾等畜牧產品。這種走私,一般是內外相通的,因而貨源多,獲利大。

在官市貿易受到嚴格限制下,私市貿易卻呈現出另一番景象。比如西北邊地茶馬私市就十分興隆。內地商人透過種種辦法將私茶運往邊地易馬,結果造成“番人上駟盡入奸商”。

就連一些邊防將吏、文武官員,也每每“以私馬竄易番馬,冒支上茶”,參與有利可圖的走私活動。

嘉靖年間之後,北方蒙古各部由單一的遊牧經濟向半農半牧二元經濟發展,人口日增,生產生活物資需求更大,已不滿足於朝貢馬市貿易。

而明廷嚴格限制貢市規模,壓低馬價,並嚴禁鐵器入市,嚴重阻礙了蒙古社會上下階層的生產和生活,矛盾愈發尖銳,終於爆發了“庚戌之變”。

隆慶年間,俺答汗被封為順義王之後,明朝終於迎來了長時間的和平,馬市貿易也興旺起來。

其實,馬市貿易是雙贏互利的。一方面改善了明朝的財政狀況,和平環境的出現,也使明廷的軍費開支大幅度減少。

而明廷透過馬市稅收,又大大增加了政府的財政收入。此外,官營馬匹也是一項增加財政收入的途徑。

“互市中的上等蒙古馬,每匹只用銀八兩餘,中等馬七兩餘,下等馬六兩餘,而民間折價一馬二十四兩”。

蒙古馬不僅質量好,而且價格便宜,堪稱“物美價廉”。官府購買一匹蒙古馬可贏利十幾兩子銀,運營得當,可是一筆可觀的財政收入。

但到了崇禎年間,對於關外蒙古諸部的態度時好時壞,馬市貿易又起浮不定。

可能是眼見察哈爾部難以協助明軍抗衡後金,崇禎又是革市賞,又是斷馬市,引得林丹汗在大同犯邊,雙方都蒙受了巨大的損失。

而在當時的形勢看來,虎墩兔雖然西遷,但對於後金依然有牽制作用。在宣大邊外,如果和平相處,也能起到屏障的作用。

但崇禎就心疼那點撫賞銀,藉著邊外饑荒,竟想趁機餓死蒙古諸部,從而消除邊患。

但效果不敢恭維,插部犯邊,竟打到了大同,明朝軍民的傷亡和損失很大。崇禎又不得不恢復了市賞,窮折騰了一回。

現在,東江軍對戰馬的強烈需求,終於讓崇禎重視起來。而離秦皇島專用碼頭最近的,就是薊鎮。

在當時,薊鎮原有的馬市早就停了。一是喜峰口的黑峪關,二是三屯營,都屬於月市。

另外,還有開平、遵化、古北、馬蘭、燕河、臺頭等十幾處不定期的馬市,以及京師會同館官市。

兵部對於皇帝要重開薊鎮馬市的指示,倒是提供了比較詳細的資料。但也提到了關鍵的一點,那就是與誰交易。

薊鎮邊外是哈喇沁等蒙古諸部,在建虜繞道入關時,可是充當了幫兇的角色。與他們開馬市,顯然是不合適的。

對此,兵部也給出了辦法,那就是以開馬市誘插部東返,也就是讓察哈爾部重回故地,並借林丹汗的手,對通虜的蒙古諸部給以打擊或消滅。

崇禎看著兵部的計劃,覺得未必會很快見效。沉吟半晌,他決定讓太僕寺的官員前往宣大,從大同和張家口這兩處最大的馬市,採購戰馬和耕牛。

出於對戰馬和耕牛的迫切需求,毛文龍在奏疏中還提到,復州和蓋州的耕地,將使東江鎮透過屯田獲得大量的糧食。而朝廷準備發放的糧餉,可以先用來購買戰馬和耕牛。

說白了,不用朝廷另外花錢,崇禎也不必心疼。東江鎮等於是自己出錢來採購。

“還是毛文龍知道朕的難處,是真懂事兒呀!”崇禎很是感慨,對毛文龍竟生出了幾分好感。

除了買馬之事,就是收復復、蓋兩州,毛文龍與袁崇煥的操作可謂是截然相反。

袁崇煥剛在遼西上任後,為了政績,便派祖大壽率兵“收復”了錦州和大淩河城。

然後呢,便是向崇禎要錢重修,一下子就得幾十萬兩銀子的工程費。

所謂的收復,不過是把建虜不要,且已經拆成廢墟的兩座城池再派兵佔領。不僅沒有絲毫斬獲,還給朝廷背上了沉重的負擔。

不僅僅要花錢修築城池,還要駐兵守衛,光是往錦州和大淩河城運糧,耗費就很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