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條皇城大道寬闊而又筆直地通向遠方,大道兩旁則是清一色格局相似的二層高樓。

高樓裡,茶館、酒肆、客棧、飯莊生意興隆,顧客絡繹不絕,果然是一處極為繁華的所在。

蕭文明剛要讚歎幾句,卻聽溫伯明嘆息道:“家父所言,果然不差。”

蕭文明聽了一愣:“溫先生此話怎講?”

溫伯明朗朗介紹起來。

原來大氣王朝在草創之時,太祖皇帝將京城洛陽定為軍事中心和政治中心,洛陽城內,除了皇城之外,都是各部衙門以及駐紮了禁軍的軍營,除此之外就是供文武百官居住的官邸住所——就是這皇城大道兩旁,原先也都是各部辦事的衙門。

但是人要衣裝、佛要金裝,京城洛陽裡的高官也都是要吃飯穿衣——按照後世的說法,叫做仁人都有消費的需求,並且這些人都是實打實的有錢人,消費能力極強。

因此不到百年,太祖皇帝精心設計的洛陽城的格局,就幾乎被經濟規律徹底打破了,皇城內除了皇帝的宮城照舊不變之外,各部衙門辦事的機構是越來越小,除了刑部需要審案及關押犯人之外,其餘各衙門都只剩下了巴掌大的一塊門面,僅有些象徵意義而已了。

要找各部的官員辦事,往往得到他們私家的府邸同他們說話,至於原先駐紮在城裡的禁軍,除了皇帝直接指揮的御林軍之外,軍營全都挪到了城外。

至於空出來的地皮和房屋,要麼出租,要麼出售,要麼直接由在任的官員私吞,都被賣作民居或者商鋪了。

這些出售或者出租賺來的錢,官員良心好一點的,便用來補貼衙門的共用或者是官吏的薪水,要是沒良心的,就全都中飽私囊了。

這些情況,溫伯明說起來是觸目驚心、痛心疾首,可蕭文明看來卻是稀鬆平常。

別說是古代了,就是在商品經濟極其發達的現代,商鋪的租金收入都是最穩定的收入來源之一——誰不想搞間商鋪,每天坐著收錢,看那些牛氣哄哄的老闆給你打工?

不過洛陽城這些商鋪所在的位置,估計租金也便宜不了,既然花了那麼大的租金還能經營下去,說明洛陽城裡還是有生意可做的。

並且看兩邊的商鋪,無不人頭攢動、摸肩接踵,可見百姓身邊還是有幾兩銀子可供消費的。

於是蕭文明有道:“看這個樣子,京城百姓還是有些餘錢的,國家財政雖然緊張,要是能夠藏富於民,也算是一樁功德了。”

溫伯明卻又搖搖頭:“藏富於民,這個提法固然是冠冕堂皇,可真實的情況又是怎樣的?蕭兄不是那些只會在廟堂之上高談闊論的庸官,現如今民間是個怎樣的情況你不會不知道:可謂是富者連田千里,而貧者無立錐之地。所謂的‘藏富於民’,不過是藏富於這些土豪劣紳罷了。蕭兄請看,在這些茶樓酒肆中吃喝玩樂的,不是富商就是官員,哪有一個普通的貧苦百姓?京城裡之所以看上去還是一片太平盛世,只不

過洛陽城關防得緊,把流民、乞丐全都阻隔在外而已!”

溫伯明難得開啟了話匣子,一邊走一邊分析這其中的原因。

國家財政之所以緊張,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北方戎羌的壓力,每年軍費就要佔財政支出的七成以上,其餘的都要維持朝廷的正常執行。

而當今皇上是個自費十分勤儉的皇帝,平時生活並不奢侈,所以才能勉強保持大齊朝廷賦稅的平穩,並沒有增加賦稅,更沒有到橫亙暴斂的程度。

然而即便是稅率不變,但是隨著土地兼併的不斷嚴重,賦稅越來越集中到那些沒有背景、沒有門路的小老百姓頭上。

按照《大齊律例》,朝廷徵收的田稅一般是十稅一,但是因為種種原因,再加上各地的攤派,一個自耕農的田稅普遍要加到是十稅四左右。

而如果他的田產是從地主那裡借來的,那就還得繳納佃租,恐怕自己收穫一百斤的糧食,八十斤要交出去,只能留下二十斤而已……

老百姓的日子已經很苦了,尤其是農民的日子就更苦了,如果再這樣繼續加稅的話,十有八九會激起民變。

到時候,就不是白炎教起事那麼簡單的了,更不是那麼容易就能收拾得了的。

就比如,山東地區除了平常的田稅之外,再加上了一個負擔頗有些分量的馬政,就已鬧得天怒人怨,黑旗軍也就有了生存的土壤。

除了田稅之外就是商業稅。

商業稅的徵收朝廷十分寬鬆,對於那些商賈,除了出入某些關卡,必須要交的關稅之外,基本上是免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