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時候,果農團隊裡出事了。12月初,最後一批果子採摘完畢,硬寨樑子作業區的兩個果農偷偷留下了一千多枚果子,準備夜裡下山賣個高價,不料被公司巡山的人逮了個正著。千餘枚果子不過一百來斤,和每戶果農每年收的幾十噸相比不是個大數,但它透露的資訊不容小覷。因為這是第一次出事,且恰恰出在果園發展向好的關鍵時候。褚時健不敢掉以輕心,他通知管理人員,開會討論處理意見。

12月10日,褚時健來到硬寨樑子作業區,聽取管理人員的彙報。五人參加的小會討論出兩種意見:一種認為家賊難防,這是一個訊號,不打壓下去,今後還會出事,所以要殺一儆百,不光處以重罰,還必須開除;另一種意見則認為,新招農戶不容易,培訓成本更高,還是讓兩個人寫出檢討,罰重款,以觀後效。兩種意見擺了出來,由褚時健來定奪。

要按工廠管理工人的辦法,這樣的事情處理起來簡單得多,果農不一樣,他們心裡也許還沒真正搞清楚收穫的東西歸屬公司,自己是無權處理的。褚時健沉吟半晌,說:“這種事情在果園頭回出現,我們在處理上還是要合情合理,已經到年底了,這兩人今年該做的活計還是要做完,該得的報酬也要給。罰款適可而止,要讓他們回去做事情還有點兒本錢。”

一其中一戶果農聽到這樣的處理意見,撲通一聲給作業長跪下了,連聲說:“我錯了,以後再也不會做這種事了,你幫我說說,讓我留下來吧,看我的表現好了。”這戶果農後來繼續留在基地,成了一個守規矩的好農工。

考核:大家都會算賬

農戶的蛻變過程不是一天完成的,褚時健的工業化管理也不可能一次完成。畢竟農產品不可能裝進模具一個個成形,在它們的生長過程中存在太多的不確定因素和人為因素。

就說對農戶的考核吧,從某種程度上講,褚時健對果農實行的是計件工資。他這麼解釋:“這樣大的規模,你不能發計時工資,就是一個月給你多少錢,那樣整不成。他把你的錢拿了,果樹衰了,你沒有辦法。現在就是根據果子的數量、質量,在果產上評等級來給他們發錢。”

原先的評級由農藝師來做,到了2013年,這道工序改由機器來完成。一戶一戶把果子倒下去,機器會把各個等級都按數量記錄下來。年底結算的時候,就按統計結算。褚時健認為機器統計不會錨,排除了人為因素的影響,它的結果更準確。根據機器統計,2013年產量最高的果農,達到了140噸。收果子的價格在年初就宣佈過,現在有了收穫的記錄,就按年初定的價來算賬,一等的果子越多,收入越高;產量越高,收入越高。

經歷幾次調整,農戶管理的果樹由一戶3000棵變成了2500棵。褚時健預測,今後可能會減少到每戶2000棵。他說:“別看數量少了,兩個人一年到頭都有事,一刻都不得閒。你不用天天催他幹這個幹那個,給他一個空間,他自己會安排。像這兩天,他們六七點就下地,整到十點多,吃點兒飯,休息一下,到下午三點太陽還很毒的時候,他們叉會去地裡,一直幹到晚上八點。他們不玩假。不玩假的原因之一,就是這個考核制度。有些事情你還不好檢查,我們一個月檢查兩次,這個月的作業要求必須達到什麼,我只查你達到了沒有,至於時間你自己掌握,到趕集的日子了你去趕集,節日你休息,都是你自己掌握。”

褚時健會算賬,農戶心裡也有本賬。到果園之前,他們一年到頭種地的收入不過幾千塊。來到果園後,房子、肥料、樹苗都是公司出,每月有生活補助,公司還增加了果農的福利,從他們入園的那年算起,每年遞增100元的工齡工資。剛開始結果的時候,一個兩口之家一年收入三四萬,慢慢地,一年五六萬、七八萬。到了2013年,一個兩口之家只要按照公司的要求管理果樹,年收入高的差不多到了十萬元,此外還可以自己養上幾十只土雞、幾頭豬,算是副業收入。日子好過了,孩子上大學的學費也掏得起。大部分家庭買了摩托車,有八戶人家還買了小卡車。和過去的日子相比,那是天上地下,完全不同了。

幾年下來,農戶們吃透了公司的管理制度,他們心裡清楚,果農之間也有競爭,如果自己的產量太低,公司會說:“我們養不起你,你可以走人了。”年紀偏大些的果農,普遍把基地當成了家,珍惜在這裡獲得的一切。不過隨著收入逐年提高,果農對自己的價值有了新的評估。年輕一點兒的果農開始想:我到其他地方去千,也可能有高收入,果園生活畢竟還是有些單調寂寞,外面的世界也許更精彩。這些年,少量年輕的果農走出了果園,到沿海發達地區去闖蕩了。有意思的是,出去的人有的又回來了,他們算過賬,在外面打工掙的錢,付了房租、水電,再除去吃喝拉撒,真正拿到手的並不多,不如在果園來得踏實,用句通俗的話形容,果園多少有點兒像“共產主義社會”。

利益一致,才會共同努力

在褚時健看來,土地不神秘,收入的高低、品質的好壞,主要看管理的人是否盡心盡力。這個管理,包括參與生產活動的所有人,只有每一個人、每一級的人都努力了,事情才能辦好。

在他眼裡,果園的作業長,就是當年菸廠的車間豐任,在人員梯次上起著重要作用,他稱他們為“中層幹部”。這種說法多少帶點兒當年他管理國企的痕跡,一般私營企業起家的老闆,腦子裡不會有這樣的概念。

果品基地分為四個作業區,一作業區在硬寨樑子,轄地800畝。二、三、四作業區在新寨樑子,轄地2200畝。四個作業長每人管30戶人,約八萬棵樹。一區的作業長劉宏和二區的郭海東,都是從華寧種植場過來的,有多年種植冰糖橙的經驗;三區的王學堂是農校畢業的;四區的作業長現在還是代理,叫謝光富,是農大的畢業生。謝光富是四個作業長中最年輕的,畢業時他透過校友的介紹,知道褚時健的果園需要人,便闖到了褚時健家裡。雖然小謝平日裡見人有些靦腆,不善交際,但他那天和“老闆”暢談了自己想來果園的願望、自己的打算、自己對果園管理的構想。褚時健聽明白了他的意思,留下了他,並在他身上壓了一副沉重的擔子。據張啟學說,褚時健見了謝光富後對他們說:“哎喲,咋個還有比我還要黑的人?簡直跟那個奧巴馬一樣。”這樣,小謝有了外號,就叫“奧巴馬”。褚時健評價說:“現在幹了三年,今年他管理著14萬棵樹,有些是新種的,看這個情況,可能能拿到八九萬。”

褚時健的團隊中,還有技術人員這一職位,總農藝師是龔自強,工藝技術的負責人是張偉,為基地提供植保、土壤化驗分析研究的是李萬宏,他們跟著褚時健摸爬滾打,練成了解決實際問題的高手。

如何管理從果農到作業長再到技術人員的這個團隊,如何平衡他們的利益,讓這支隊伍趨於穩定,是褚時健必須面對的問題。從做企業開始,褚時健就有個一貫的看法,若干人來千一件事,要考慮備方共享利益,只有利益一致,大家才能誠心誠意地千事情。投資人、管理者、農民三者的利益一致,在金泰公司的具體體現,就是分配。也就是褚時健說的,講實際點兒,只有參與者的收入一年比一年高,大家才會努力。

他說:“管理如果管到大家都不努力,說明你這個公司的財務肯定是亂七八糟的,收入從哪兒來?只怕連當年的支出都不夠。”

利益一致、共同努力的結果,是練就了一支隊伍,形成了一套規章制度。褚時健說:“我的大孫女褚楚正在按我的要求完善所有的規章制度,今後公司所有基地都要按這個執行。”

最好的管理方式:簡單、自然、有效

在褚時健的果園裡,農業不再是大而化之的靠天吃飯。園區所有的設定和果樹的生長,都有一系列經過測算的資料來支撐。公司有個月曆,這個月歷的內容是每個月要做到的事情,很具體。比如剪梢工藝。褚時健很重視這道工藝,剪梢被按季節分成了剪春梢、剪夏梢和剪秋梢。年初進行的是剪春梢。果樹的產量很大程度由它吸收的陽光決定,剪春梢決定了果樹的受光度,剪開了,光照就足。對於剪到什麼程度,工藝上有嚴格的要求,就是褚時健比較各地的剪梢方法琢磨出來的一條:太陽不管正著還是斜著,都能透下陽光來。夏梢和果子爭奪營養,影響穩果,這個時候要去除一部分樹梢,叫“抹梢”,讓果子長穩。果子穩住了,必須停止抹梢,保護秋梢,秋梢越壯果子越好。這個過程作業長都要檢查,控制不到位,在結算的時候要罰款。

再比如給果樹施肥的時間、打藥的時間,都有明確的規定,肥料、機器由公司提供,發給農戶使用,但修理的費用公司和農戶各承擔一半,這樣,農戶使用起來就多了一些愛惜之心,因為這裡有他的利益。

作業長每人管近十萬棵樹,他們的檢查也有標準,一棵一棵地檢查,這樣才能做到對農戶的情況瞭如指掌。褚時健說:“別看我們是生產農產品,我們對生產環節的管理恐怕一些工廠都做不到。”一次,褚時健召集作業長開會,新平縣的縣長也來參加討論。聽說作業長的年收入在15萬元以上,他吃了一驚。他說:“你們比我當縣長還強,我當個縣長,一年也就六七萬塊錢。”

褚橙在市場上有了知名度以後,有人擔心褚時健的作業長會不會被挖了牆角。但這幾個老作業長跟著他一千就是卜年,他們在果園獲得的不光是15萬元的工資,還有褚時健的尊重。2012年,公司獎勵給年紀大一些的三位作業長每人一套150平方米的住房,就在大營街,和褚時健的住地僅有十多米遠。他認為,他們的勞動付出值得獎勵這套住房。

經營果園12年,果園的發展可以用資料來說話:

2006年,總產量7000噸;

2008年,3000噸;

2009年,4000噸;

2011年,產量達到8600噸,此上一年多了3000噸;

2012年,突破萬噸大關;

2073年,達到/7000噸。

井然有序的分揀車間

接照褚時健的部署,2012年,公司投資3000萬新建了果品初加工廠,果品的分級、清洗、包裝生產線變成了兩條。基地裡的選果車間也完成了擴建,運貨的大卡車可以直接開進車間院子裡,減少了在外等候二次裝車的時間。一個以保障基地需求為目標的有機肥料廠也已經建起,它能根據每年不同的土壤化驗結果,生產出不同配置的有機肥料。

一個新型果品基地的架構至此基本完成。在最近熱銷的一本國外的經濟學讀物上,加拿大經濟學家談到,一個最好的管理方式,是以實踐為根基實現簡單、自然、有效的管理。褚時健在自己的實踐中證實了這一點。

那麼,褚時健還有夢想嗎?他為自己制定的事業目標達成了嗎?他推動事業發展的腳步會停歇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