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1982年——褚時健元年(第2/2頁)

這些商人和褚時健都是利益協調的高手，他們很快就達成了價格協議：玉溪捲菸廠給他們的香菸按出廠價算，而他們賣給菸廠的輔料也低於市場價，尤其遠遠低於國家調撥供應給玉溪捲菸廠的價格。於是，這成了一樁對雙方都非常划算的買賣：這些商人讓渡出來的價格很快能透過二級香菸市場幾倍地補回來，因此，他們帶著愉快而感恩的心情和褚時健做起了這些生意。

褚時健身上超前的市場意識開始展現出競爭力。

他把那套進口的裝置和這些串換來的輔料，全部投入了過濾嘴香菸的生產過程中，發現什麼品牌的香菸短缺就生產什麼香菸。有了串換幫忙，這臺261萬元的天價機器在投入生產幾個月後，就收回了投資。

徹底的市場信徒：鼓足幹勁，爭奪市場

褚時健是一個徹底的市場信徒，當市場發出哪怕不那麼強烈的需求訊號時，他也能敏感地捕捉到，並帶著信徒般的狂熱和興奮投身到市場中，還能從對市場需求的供應中得到快感和成就感。當他得知MK95生產出的“紅塔山”“紅梅”受到市場前所未有的歡迎時，他調集了所有的力量來加強生產。

裝置少，人力多，如何提高機器裝置的效率？褚時健要求大家想辦法。熟悉機器運作的喬發科透過調查發現，要實現目前條件下的最高生產率，必須改變工人上班的節奏，變“三班倒”為“兩班倒”，變8小時工作制為11小時工作制，中間留下兩小時來換班和檢修機器。因為減少換班頻率能增加生產，最大限度地把人的力量和機器的能量發揮出來。

經過試驗，這個建議果真能夠增加產量。於是，褚時健毫不猶豫地採用了。他認為既然市場有了機會，就應該鼓足幹勁幹。在嚴格的勞動紀律約束下，2400多名職工都被動員起來了，他們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勞動強度，以前一天鬆鬆垮垮只上8小時的班，現在必須緊緊張張地幹足11小時。在褚時健的帶領下，整個捲菸廠都被一種熱情點燃了。

褚時健回憶說：“工人們確實千得夠苦，連那些年輕的職工都有點兒頂不住了。不過，既然我們裝置不如人、規模不如人、市場不如人，職工的技術也不如人，我們的幹勁就必須比別人強。市場給予的機會是短暫的，只有拼命才能抓住。”

這樣拼命工作的結果是，到當年的9月份，菸廠就把上級下達的生產任務完成了。在當時中國“承包”一詞風靡的年代，國家、雲南省、玉溪捲菸廠之間形成了一個“分成制”契約：在完成國家指標後，超產部分由省裡支配，而超產的那部分銷售收入，在扣除成本後，雲南省又和玉溪捲菸廠進行再分配。這樣，加班加點的成果，很大一部分就轉變成了玉溪捲菸廠可支配的利潤。

可是，時間一長，那些指責褚時健透支職工體能、違反國家勞動規定的言論就開始出現了。慢慢地，一場針對褚時健的規模不小的告狀、上訪開始了，他們從玉溪告到雲南省委，並聯名告到全國總工會、婦聯，最後告到了國務院。這麼長的勞動時間和這麼大的勞動強度，確實違反了當時的國家勞動管理辦法，對全廠2400多名職工的利益構成了損害。

在玉溪地委和雲南省委一直保持沉默的情況下，這件事最後驚動了中南海。在一名中央政治局委員的帶領下，全國總工會、全國婦聯組成了一個調查班子進駐玉溪捲菸廠。褚時健解釋了這麼做的兩個理由：一是抓住轉瞬即逝的市場機會，為國家、為企業也為職工創造效益；二是現在多投入的時間，35年後一定還給大家，現在每天工作11小時，未來每天也許只要工作6小時，甚至5小時。

當時，中國的國有企業在整個國家改革氛圍的感染下，正有點兒改革的苗頭，也許是為了不破壞企業剛剛獲得的自主權，最後的意見是由玉溪捲菸廠自己來處理這場危機。這些前來調查的“京官”，給那些意見較大的職工做起了思想工作：既然領導已經承諾以後會把時間還回來，那今天苦一點兒就算了嘛。

牛刀小試，利益激勵

接受調查這件事也給褚時健帶來了很大的觸動，使他不得不重新思考國有企業的勞動者關係，而他本身是一個市場利益的信奉者。他認識到，短期可以講奉獻精神，長期則必須有利益激勵機制。大多數職工的行為是受其自身利益驅動的。只有設計出一種好的機制讓他們願意主動付出，才能真正提高效率。

他注意到兩個現象：一是農民在自留地幹活的時候，沒有誰的積極性有問題，同樣的土地，同樣的勞動力，為什麼產量就不一樣呢？二是火車站那些搬運工人，辛苦地搬運大包，但他們也不存在積極性的問題，因為這些工人是按搬運東西的件數來計算工資的。

褚時健意識到，在非強制條件下，勞動力是很難被榨取的，哪怕以國家利益的名義；而即使在強制條件下，榨取的成本也非常高昂，人民公社時期生產大隊的失敗就是很好的例子。

實際上，1979年，褚時健到玉溪捲菸廠後，他憑藉國家規定的“企業可以適度進行獎懲”的政策，在玉溪捲菸廠實行獎懲制，但制度定得很死。全年最高獎金不得超過三個月的工資，獎勵的範圍很窄，並且很難對應到責任，員工的積極性並不能真正被調動起來。

這場告狀風波之後，他決定突破政策的規定來調整分配製度。這個時候，同行的襄樊捲菸廠開始了計件浮動工資的改革。他馬上派出勞動科的員工去學習，等這些人回來給他彙報後，他已經明白應該怎麼做了。

他參考計件浮動工資的方式，並借鑑農村“大包乾”的經驗，提出了“單箱捲菸工資含量包乾”的分配改革。為了和上層通道相對應，取得他們對改革的支援，他希望上級對玉溪政府同時也對玉溪捲菸廠實行“單箱捲菸工資含量包乾”的政策。他把這個方案呈給了玉溪地委和雲南省勞動部門，在獲得他們的支援後決定實施。

這個方案其實很簡單：按完成的生產量來計算工資，每一箱煙對應多少工資，把它先對應到生產車間，然後再分解到機臺，最後分解到個人。工資上不封頂，下不保底。

1981年11月，褚時健在二車間對這項改革進行試點，一個月後大獲成效。二車間的月產量由1000箱增加到1140箱，產量、質量都有了新的突破，按規定，這個車間的工人能夠領到1140箱煙的工資。

1982年年初，褚時健就在全廠推行這項改革：幹8小時的人只能拿8小時的工資，千11小時的人拿11小時的工資，二者每月差150200元，這是一筆不小的收入。這樣一來，因為超時工作而告狀的事就慢慢絕跡了。

各車間都把職工召集起來開會，讓員工自願做出選擇：願意每天工作8小時的站一邊，願意工作11小時的站到另一邊。然而，竟然沒有一個職工願意站到8小時那邊去，包括那些告狀和上訪的職工。

“單箱捲菸工資含量包乾”的改革，是褚時健在玉溪捲菸廠實行的第一項改革措施，它的推行直接刺激了內部競爭。之前，職工遲到和早退是普遍現象。自從這項改革實施後，“上班要人喊，出工不出活兒”的現象沒有了，大家開始旱來晚走，爭分奪秒，甚至傳出有深夜翻牆入廠加班的現象。

這個衰敗的國有企業開始煥發出新的活力。

但這些改革又引來了外部的麻煩，當這些訊息傳到了周邊的國有企業時，這些企業不願效仿褚時健，而是一起來“勸告”和告發他。他們冠冕堂皇的理由是：褚時健這項改革增加了工人的勞動強度，損害了工人利益。而財政部門確實已經注意到了玉溪捲菸廠職工工資增長的情況，他們認為這樣搞得左鄰右舍不好辦；稅務局也發現玉溪捲菸廠的獎金超過了四個月的工資，他們聲稱要追查責任；還有人說褚時健是搞福利主義、物質刺激；有的企業甚至向上級告狀，要求政府部門制止他這樣做。

但褚時健頂住了壓力。在一團亂麻的輿論旋渦中，玉溪地委站在了褚時健這邊。在為此召開的一次會議上，地委領導明確表態說，只要生產效益好，突破國家規定的獎金限額，政府願意承擔風險。

為了不被上級部門“抓辮子”，他們把這看作一個君子協定，不做記錄，不發檔案。這讓褚時健非常感動。

1982年，由於先進生產裝置的引進，市場化經營思路和內部競爭機制也引入玉溪捲菸廠。這一年，玉溪捲菸廠的稅利達到了1.824億元，比褚時健剛來時翻了一番，利潤達到了1103萬；而職工的年平均工資，1979年不到300元，1981年不到700元，到了1982年就突破了2000元。

但也是在這一年，褚時健被當地紀委給予了“黨內嚴重警告”的處分，因為他參與的輔料串換被視為投機倒把。

1982年，是褚時健在玉溪捲菸廠的元年。在此之前，他應付問題；在此之後，他轉守為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