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為了避免過度消耗民力,徐懷推動大規模工造上馬,從來都是採用徵募相結合的方式,從來都沒有以強徵徭役的方式,強行驅使民眾做無償的重體力勞役——對戰俘的奴役除外,即便是戰俘,在完成一定年限的苦役勞作之後,也會恢復庶民的身份。

專門徵募從事工造的工輜兵,哪怕發放的餉錢再微薄,也會保證略高於同期的耕種收入。

然而這一切,都依賴於司空府日益強力的財政收入進行支撐。

徐懷以司空府掌控朝政之後,並沒有大幅提高江東、江西、荊南、荊北以及浙東的稅賦,五路度支使司每年所納租賦錢糧,大體保持在第二次淮南會戰期間的水平上。

汴梁失陷以來,中樞歲入也主要依賴於這五路所上繳的錢糧租賦。

包括鐵鹽茶布等商貨的榷稅在內,五路一年差不多每年能為中樞提供近三千萬貫的歲入。

除了江東、江西等五路之外,廣南東路、廣南西路以及福建路地處荒僻,人丁稀少,每年所納錢糧有限,天宣年間以前都是入不敷出的狀態。

汴梁失陷後,建繼帝在襄陽登基,這三路每年所納錢糧也僅有兩百餘萬貫。

司空府此時對這三路也是鞭長莫及,徐懷也沒有想著去開拓這三路的稅源。

西蜀路的賦稅,主要供應東川路、西秦路的戰事;浙西路此時基本為葛氏割據,而淮東路的租賦錢糧,目前也是由韓時良其部自徵自支。

中樞目前每年從南部諸路徵納三千兩百萬貫錢糧,要比汴梁失陷之前高得多。

不過,隨著洞荊匪事的剿滅,南方諸州縣的治安狀況日益得到改善。

各地的主政官員或主動或被動,近年來也採取諸多清田平賦、打壓豪強、開墾荒地、安置流民、擴大稅源等措施。

這不僅地方所能截留的稅收開始有所恢復;各地民生相比前些年也有一定程度的改善。

又由於宿衛禁軍裁撤之後沒有新設,再加上內廷開銷大幅縮減,目前中樞度支主要用於朝堂上諸部院司數千文武官吏的俸祿及各種公帑錢,每年總的開銷縮減到八百萬貫。

在紹隆六年以前,僅內廷養著五六千名內侍宮女,加上其他亂七八糟的開銷,一年就要花掉七八百萬貫;雖說這相比較天宣年間的內廷開銷,已經是大為節省了。

扣除中樞每年八百萬貫的度支,諸路每年上繳中樞還有兩千四百萬貫租賦錢糧可以開銷,則直接掌握在以史軫為首的五路度支使司手裡,也基本上能覆蓋掉靖勝、宣武、天雄、驍勝、選鋒五軍總計十五萬戰兵、五萬諸路州府輪戍兵馬以及各條防線上總計十五萬守兵的軍餉、兵甲裝備、營舍防壘軍寨建設等軍資開銷。

就整體而言,軍資開銷相比較紹隆六年以前並沒有多大幅度的增漲。

一方面將卒總的軍餉規模沒有提升,甚至還拿授田取代以往耗資極巨的軍功賞賜。

對驍勝、宣武、靖勝三軍近十萬將卒配田及家小安置等工作基本完成,將卒家小現在基本上都能保證糧食等基礎生活物資的自產自足,不需要再用微薄的軍餉去購買飛漲的高價糧——將卒家小種植的糧食、棉花以及養殖桑蠶甚至還有一些富餘,由司空府出資徵購。

這就保證原驍勝、宣武、靖勝三軍十萬將卒及數十眷屬的生活水平,相比紹隆六年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兵甲軍械等裝備總的開銷,也非但沒有大幅提升,還有所減少。

不過,全軍兵甲裝備卻出現質的提升,這主要乃是京襄接手所有兵甲戰械的製造。

增漲最快的,主要還是營舍以及各種軍塞防壘的建設投入。

這主要也是戰線推進太快了。

潁州大捷後,防線推進到潁水沿線,接管陳許潁等州縣二十餘座城池,新建上百座軍事駐塞。二十多萬兵馬要進駐新的駐地,營舍壘塞等方向的建設,半年多時間就投入了近五百萬貫錢糧。

現在又收復河洛以及鄭汴等地,這一塊的開銷也不可能有任何的節減。

然而就算如此,中樞歲入也差不多能覆蓋全部的軍資開銷了。

以往將中路防禦撇除在外,每年投入逾兩千萬貫錢糧,卻未必能覆蓋淮河防線的巨大開支,甚至十數將卒及眷屬的生存環境還極為惡劣、困苦。

當時除了兵甲戰械製造、軍糧輸納存在大量的貪腐現象,更根本的一個原因,就是將卒沒有授田、配田,而江淮隨著流民大規模湧入,農耗生產又遭受到嚴重破壞,糧價暴漲不休,吞噬掉將卒們看似可觀的兵餉收入。

也迫使朝廷在兵餉外,還需要進行額外的賞賜,才能保障將卒及家小基本的生存所需。

現在除了每年三千多萬貫錢糧的中樞歲入,由五路度支使司與戶部共同執掌外,司空府還直接管轄京襄路、四大行營駐防區以及新收復的州縣。

整個工造體系發展到今日,除了維持自身正常的發展及擴張外,每年還能為司空府上繳逾八百萬貫的稅利。

京襄路每年也能上繳四百萬貫賦稅。

此外,就是司空府旗下屯墾體系日益龐大起來。

自徐懷崛起於楚山以來,所有徵沒強豪、新開墾或收復的田地一律收為官有,然後由行營或制司出面組織人手大規模建造屯寨,並委任鄉吏主持。

除了歸附流民、普通兵卒的眷屬以及收俘後經過一定懲戒的戰俘,都統統編入各屯寨參與墾荒耕種以及地方上的道路、河渠堰壩等公共工程的開鑿、修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