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朔不遠處的一處高崗上,千餘名彪悍的騎士舉著松明,簇擁著一面純白大纛。

大纛之下,真王、大單于破六韓拔陵端坐馬上,他的祖上是匈奴右谷蠡王潘六奚,登國年間歸附太祖道武皇帝拓跋珪,受封第三領民酋長,世代相承。

破六韓拔陵青年之時,襲領領民酋長一職,成為沃野鎮數一數二的豪酋。

近十年來,朝中權貴愈加排斥守邊官員,少給衣食,不得升遷,各鎮軍官無法反抗中樞,只得向下剝削守邊士卒,邊軍因飢餓、疾病死於溝壑者不計其數,士兵、守邊將領、朝官之間的矛盾日益惡化。

與此同時,朝廷內部屢見兵戈,權臣高肇、於忠先後被誅,太后臨朝稱制,不久之後,太后又被侍中元乂、宦官劉騰幽禁,統治階級內部的傾軋直讓人眼花繚亂,也使得平民更加窮困,怨聲載道。

眼見天下板蕩,人事乖變,世領部落的破六韓拔陵逐漸關注起朝堂與地方的變局,野心一天天滋長。

四月,懷荒鎮民攻殺鎮將於景起義的訊息傳至沃野鎮,破六韓拔陵果斷舉兵,不甘為奴為婢、不滿朝廷的窮苦鎮兵聞訊紛紛來投,叛軍兵馬像海水一樣越打越多,忠於朝廷的鎮軍是越打越少。

如眾星拱月般隨從在破六韓拔陵身側的五人,是義軍私署的三公大將,大將軍衛可孤,大司馬斛律金,司徒破六韓孔雀,太尉万俟(moqi普,司空費律。

望著身前這座周長不過六里的五邊形小城——懷朔,破六韓拔陵及麾下將佐都不由露出凝重之色。

懷朔鎮位於大河與陰山之間,是防禦柔然、守衛平城的重鎮,西臨沃野,東近武川,北通塞北,敕勒歸附北魏之後,懷朔鎮又承擔起監管東西部敕勒的重任,戰略地位十分突出。

當然,懷朔鎮的戰略意義對於破六韓拔陵而言遠不止於此,只要能拿下懷朔,義軍便可東進武川,收降東西敕勒,屆時,便可從朔州、恆州進軍三晉,效仿劉淵作個“山西單于”。

審視良久,破六韓拔陵躍馬揚鞭,朗聲說道:“朝廷無道,四海鼎沸,皇帝以對待囚犯的態度對待我們,官吏用對待奴隸的手段欺壓我們,奸詐的商人每一個毛孔都滴著骯髒的血。

我們這些為國家抵禦柔然、拱衛舊都的勇士缺衣少食,飢寒交迫,洛陽的高門大姓卻是錦衣玉食,窮奢極欲,憑什麼?”

有道是不患寡而患不均,破六韓拔陵一番話算是說到了眾人的心坎裡,憑什麼同族的兄弟可以在洛陽花天酒地,我們卻要在塞北餐風飲露?

“能生撕虎豹的兒郎為何要受制於洛中的奸佞小人?勇敢的戰士為何要向那些依靠出身的寵貴卑躬屈膝?我輩武人為何為那些酸臭腐儒做牛做馬?”

臨近大戰,自然要作戰前動員激起將士對朝廷的憤恨之情,當然,破六韓拔陵之言並無誇大,坦誠的講,洛中權貴的罪行早就罄竹難書了。

比如,義軍最仇視的一條國策——“銓別選格,排抑武人”。

說起重文抑武、文貴武賤,自然少不了“鐵血大宋”,但漢化之後的魏王朝也不遑多讓。

神龜二年(519年)二月二十,洛陽發生了一起駭人聽聞的兵諫,時人稱之為“帝都不祥事件”。

事件起緣於一份“排抑武人”的奏疏!

那年二月中旬,徵西將軍張彝之子張仲瑀上書,請求朝廷重新修訂選官的標準,排除武人,禁止武人列入上品。

奏文一出,洛中群情激奮,武人皆是怒髮衝冠:“想我等在戰場上不避箭矢,為朝廷立下赫赫功勳,現在你等文人反而上書朝廷,不允許武人擔任上品官爵,天下間哪有這樣無恥的事?”

之後洛中的武人也開始上書,表示抗議,當時主持朝政的是臨朝稱制的胡太后,她對洛中武人的奏疏留中不發,又或許,這些奏疏根本沒有送到她的案前。

值得一提的是,北魏武人、鮮卑丘八還是有幾分血性的,見朝廷無視武人的意見,北軍將士徹底放棄幻想,開始行動……在八個隊級軍官的組織下,一場震驚中外的兵諫拉開序幕,二月二十日,羽林、虎賁一千人開啟武庫,武裝整齊,衝入國家最高權力機構尚書省,打砸一通,表示強烈抗議。

肆虐完尚書省,叛軍轉頭圍攻徵西將軍、冀州大中正張彝的府第,大肆搶掠,縱火殺人,官至二品、爵至縣侯的張彝被活活打死,張彝長子張始均被叛軍投入烈火之中燒死,張家遭到血洗。

整個事件只有一個倖存者——始作俑者張仲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