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百二十二章 陵墓園（二）(第1/2頁)

以前提過，戰爭型別片子會有一個參觀教育的培訓安排。《我來自未來》劇組參加愛國主義教育活動的時間，比預想的要久。

9月21號，天氣轉陰，氣溫每天都在降低，電影開機拍了幾天，剛進入狀態。

扮演美軍的數十名黑人、白人特型演員進場，定妝，參與到拍攝中。現在有一個小問題，需要總導演方沂來定性：

扮演反派的演員們要給到什麼樣的表演尺度。

是完全的臉譜化反派，徹底的惡，還是在不改變電影方向的前提下，稍微有一點自主性，甚至於表現得很強大、很能打——對敵人的塑造，也是商業片成功的關鍵。

如果給一點尺度，給到什麼程度？

這很考驗導演對觀眾心理的把握，而且也和時代的發展有關。

在這個事情上眾多主創都很有發言欲，爭論不休，而且演員和創作者的意見相反，立場不同。

要方導來調停，當裁判。

五六十年代許多經典戰爭片，和今天戰爭片的一個區別就是，對於敵人的塑造。當時的片子裡，正反方一般都顯得臉譜化。好的很好，樣樣都好；壞的很壞，滑稽、出洋相的壞。

東西方都這樣。

那近年來有所區別了，所以演員們希望有所突破。

靳冬表示：“《辛德勒名單》裡面，德國人也不全是壞人；之前還有個美國導演，從美國人和日本人兩個角度拍攝過太平洋戰爭……我認為把敵人塑造得複雜一點，不影響電影評價。”

陳建彬更進一步：“如果敵人太糟糕，可能顯得我們也不中用。正因為打的不輕鬆，所以才有價值。苦難輝煌嘛……苦難才塑造的輝煌。”

演員們大體上是支援給反派發揮空間的，因為這樣他們也好演戲。對手都是些菜比、泥人，我怎麼發揮？

到了創作者這邊，就正好相反。

郭凡直言：“給反派表演空間是險棋，我不是說不可以，但不適合我們的電影。”

方沂：“你說說原因。”

“我們是一部什麼樣的電影？我們預計拍出來有多長的時間？九十分鐘，一百二十分鐘？最多不會超過一百四五十分鐘吧。《辛德勒名單》有多長？三個小時。他們拍了什麼大規模戰鬥？他們拍的比我們少得多！所以他們用於塑造反派的空間比我們多……”

“電影得取捨，面面俱到要不得。”

“朝戰不是騎士對決，君子之戰，你方唱罷我方登場，是你死我活，命運攸關的戰爭。”

那軍事專家怎麼說呢？他們也屬於創作者之一，是編劇組的成員。

方沂請到了國防大的軍史專家，以及抗美援朝紀念館的研究員：

“根據資料，對美軍的評價是‘火力之猛世所罕見’，‘常常陷入到包圍後，硬是憑藉重灌備讓我方啃不下來’，“讓我們打苦戰，打硬仗”；另一方面，‘輕步兵’的戰鬥意志相對低下，進攻慾望不強，往往輕易放棄陣地。”

這就更矛盾了，美軍又強又弱。既能打，又不能打。

但是電影必須選擇一個基調。

方沂前期拍了些過渡段落，不涉及到特型演員，他心裡逐漸傾向於郭凡的意見：什麼表演尺度，就老實演反派得了，全是惡人，啥尺度也不需要。

不過他同時也是演員，有時候會覺得，央戲幫說的有道理。

這種態度在九月二十八號發生了變化。

劇組拍攝地在寬甸縣，這地方是我國反細菌戰和衛生運動的發起地。今年是衛生運動六十週年慶，從京城下來了攝製組前來拍攝專題報道片：《衛生運動六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