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四十一章 福利機構(第1/3頁)

沒有調查，便沒有發言權。

心裡存著事，脫離溫柔鄉的王迪，起了個一大早，凝神定心打了幾圈太極拳以後，便離開了長壽宮趕至御書房內。

他一發話，從古至今，那些涉及到育嬰福利機構的相關記載，未出一個時辰，便已按照朝代順序，整整齊齊碼放在了天子案前。

《周禮·地官·大司徒篇》有云：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二曰養老，三曰振窮，四曰恤貧，五曰寬疾，六曰安富。

所謂“慈幼”，即“謂愛幼少也”。

瞧瞧，先秦之前的周朝，早在兩千多年以前，人家已經將“慈幼”放在了社會福利救濟之首。

可惜了，在王迪看來，嘴裡天天唸叨著應當遵循周禮的文臣們，對於救助嬰孩這一微弱群體的重視程度，遠不如他們嘴上說得那樣好聽。

快速翻閱著史書資料，王迪忽然發現，歷朝歷代撫育嬰孩的慈善機構，竟多是由帝王主動發起的，而非是由那些心懷天下的臣子們應當主動提出來的仁政。

從先秦至漢末，官府的慈幼措施，主要在於透過頒佈政策給予底層百姓一定的育兒補助，又或是鼓勵宗族、鄉鄰等親近之人，對無依無靠的嬰孩施以援手。

直至“佞佛”的南朝梁武帝蕭衍時期，就是這麼一位活活被餓死的帝王，人家當初可是抱著“孤幼有歸，華髮不匱”的目的，在京師設立了既能收養嬰孩又可贍養老人的孤獨園，算是首創了極具福利性質的專業機構。

當然了，王迪估麼著，設立孤獨園，八成是信佛已經到了走火入魔地步差點整出佛國的蕭衍，為了積攢所謂的功德，才弄出這麼一個救濟老弱病殘、普度天下眾生的福利機構。

然而不管怎麼說，對於那些被遺棄的嬰孩而言，此舉絕對稱得上是再造之恩。

而且，自打這先例一出，往後的朝代，當朝天子為了彰顯自己的仁德，陸陸續續地開始辦起了類似的慈善救助機構。

武則天長安年間，依舊是因為佛風盛行的緣故，出現了受官府監督，實際確實由寺院主持經營的悲田養病坊。

悲田，佛門術語，意為施貧。

最令王迪感到震驚的是，這個集合了儒家仁愛思想和佛門普度眾生思想於一體，有著矜孤恤貧、敬老養老功能的慈善機構，其救濟物件，竟然不僅僅只限於老弱病殘群體。

連阿貓阿狗這些小動物，都具備得到佈施救助的機會。

這一發現，當真有點震驚了王迪的三觀。

距離當下大明朝八百年前的唐朝啊，在人都照顧不過來的封建時期，竟特麼連動物收容所都整出來了。

對此，繼續翻閱著檔案的王迪，搖了搖頭嗤笑一聲過後，也不知該說些什麼好。

到了宋代，棄子、溺嬰之弊，便已是到了屢見不鮮的階段。

按照史書上的記載，再對比現在的大明朝，王迪覺得，在棄子溺嬰這件事上，儒家理學盛行的宋朝，差不多算是達到了歷史峰值。

長江以南的地區，絕大多數的鄉村百姓，受限於溫飽這一類的根本原因，每家每戶通常只會養活兩男一女三個娃。

在沒有避孕措施的前提下，一旦家中嬰孩超過了這一數量，那麼毋庸置疑，殺嬰…尤其是殺女嬰這回事，不說家家戶戶都幹過這事吧，至少也有超過三分之二的比例！

辦法嘛，很簡單。

將嬰孩死死按入冷水盆之中，待幾聲呻吟過後，這麼個“小麻煩”…便算輕而易舉地解決掉了。

不忍心自己下手造成殺孽的，出門走遠點往那荒郊野外隨手一扔，也挺方便的。

大才子蘇軾寫給鄂州地方官朱壽昌的信中便建議到，希望“故殺子孫，徒二年”的法律規定，能夠切實推行到鄂州各縣各鄉村之中，警醒底層百姓殺嬰是要付法律責任的。

可惜了，法不責眾。

是以，在王迪的思想觀念當中，那個官與民俱是特別富有的宋朝，生子不舉這回事，竟然成了最為突出的社會倫理問題。

一直到了有著“六賊之首”名號的蔡京，上了份箚子提出了倡議，宋徽宗在任期間推行《居養法》的時候，全國各地這才陸陸續續湧現了名為“居養院”的慈善機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照顧一下全國各地的鰥寡孤獨貧窮者。

其中，特別規定了“遺棄小兒，乃僱人乳養”的律法，盡最大限度保證那些被遺棄孤兒的生存問題。

只不過，認真翻閱著手中檔案，查到南宋時期創辦了慈幼莊的江東轉運副使真德秀，及設立嬰兒局的湖州通判袁甫這二人以後，時至今日，有關撫育遺棄嬰孩的慈善機構，竟特麼絕跡了！

無論是官辦的，還是民營的，亦或是由寺廟道觀主持經營的涉及到育嬰慈幼性質的機構，統統沒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