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鈴鈴鈴。”

當“鬧洞房”的韓青出場,李六一才後知後覺而又極為突兀地按下了手邊的鈴鐺,此時他瘦長的臉上溢滿了迷惑,眯縫著眼睛,捏著肥厚的耳垂踅摸了好一會兒,才帶著點探尋的口吻問道:“徐老師,剛才你為什麼要那麼演?”

大概怕徐容沒理解自己的詢問,他又補充道:“就是最後為什麼,肩膀、脊背又慢慢挺直了,語氣也沒那麼低沉?”

他之所以猶豫之後才打斷,是因為他總感覺徐容剛才的行走之間蘊含著某種奇妙的美感,哪怕其間的乍走乍停,也沒讓他感到一丁點的突兀。

這種美感和袁雨情緒到位時喊出的那句“覺慧,我真愛你啊”給人的感觀有點相似卻又截然不同,袁雨是深度體驗之後一瞬間的極致的情緒爆發,而徐容卻是一點一點的緩緩流淌,也沒有袁雨那種讓人聽著一瞬間頭皮發麻的震撼,就像山澗裡的流水。

但作為導演,他更習慣以一個旁觀者的角度來評價演員的呈現的效果。

當把後續的戲份徹底拋開,他的腦海裡立刻升起一個疑惑:

徐容的肩膀再次提起,渾身上下絲毫看不出他對這樁包辦婚姻的抗拒,真的對嗎?

難道不應當是迫於無奈,接受了禮教束縛下陳規陋習的絕望和消沉?

作為導演,無論使用什麼樣的手法,什麼樣的設計、編排,總有一個大原則是要堅持的,就是得讓觀眾看懂戲。

眼下別說觀眾,縱然他是導演,也沒看懂徐容最後一個動作和最後一句話的語氣的用意。

徐容看著李六一,解釋道:“我是農村出來的,說一點我種地的經歷吧,種地不是件容易的事兒,書上總說面朝黃土背朝天、粒粒皆辛苦,可是畢竟只是輕飄飄的幾個字,真的去幹了,才能切身體會頂著大太陽播種、澆水、施肥、鋤草、打藥、收割的辛苦,碰上天氣不好的年節,要麼一整季不下雨,要麼瓢潑大雨下個不停,地裡的莊稼眼睜睜的看著旱死、淹死,除了默默祈禱卻沒有絲毫辦法,最後顆粒無收或者只能勉勉強強打些糧食,雖說不至於餓死,但半年的辛苦基本也就付之東流,那麼我能因為一年沒收成,以後就不種地了嗎?”

“我是個農民,我不能那麼做,地是我的根,甭管今年收成如何,回過頭,我還得幹勁兒十足的再種下一季的糧食,就像家是覺新的責無旁貸的責任,我是長孫,是未來的繼承人,是禮法的捍衛者。”

見李六一仍有些不解,他頓了頓,道:“那我換個說法,假如說這部戲排不成,李導你以後還導戲嗎?”

李六一恍惚了下,馬上毫不猶豫地點了點頭。

和徐容對視著,他突然笑了,也明白了徐容處理的深層次原因,撓了撓頭,道:“我認同伱的說法,但是就是有一點,我怕觀眾看不懂。”

徐容同樣笑著,道:“其實不見得,我覺得至少有一部分人能看懂的,尤其是結了婚的,揹負了家庭責任的中年人,而且咱們是在講故事,後邊我為了家庭的全盤體諒,最終導致瑞珏慘死,就是這個轉變最好的解釋。”

“再者,我接受和瑞珏的婚事,並不是因為我喜歡她,而沉默地看著她死去,也並非我對她沒有絲毫感情,只不過相比之下,這種感情是弱於我自認為的我對整個家族的責任。”

這是他從《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當中得到的啟發,人物的性格只要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作為演出者,就沒有必要著急忙慌地告訴觀眾他眼下做出古怪行為的緣由,因為他的後續的一切行動,都是對眼下行為的最好解釋。

實質上,他其實還有更加切身的感受沒說,論對覺新這個角色的理解,恐怕縱然是身為編劇的老院長,應該也不會比他感受的更加深刻。

院裡在職的員工、退休的老師,加起來幾百號人,這些人有的是成心為院裡好,有的是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混吃等死,林子大了什麼鳥都有,人多了,還是事業單位,自然免不了泥沙俱下。

就像眼巴前“戲比天大”四個大字天天掛在牆上,可是一旦以嚴厲在院裡著稱的他或者馮遠正幾天不在,慢慢的還是會有人在裡邊吃東西。

他能稍微改變一點這種情況,但也只是一點,因為畢竟做不了主。

可是他既不能自甘墮落的與之為伍,更不能一氣之下一走了之,只能儘可能的施加自身的影響,爭取把好的風氣帶起來。

從某種程度上而言,人藝是他現實世界的“家”,不可否認有很多他看不慣的地方,但畢竟有一部分人心是在這裡的,還秉持著建院時候建立世界一流話劇院的初衷,再者,他總想著等以後,總是有機會改變那些不好的習慣作風。

袁湶立在一側,不解地望著徐容。

作為參與者,她和導演李六一的感受完全不同。

早上過來,徐容莫名其妙的自信以及那句“不要想那麼多,想怎麼演就怎麼演。”並沒有給她十足的信心。

因為前天的排練中,她也是那麼做的,可是呈現的結果並不理想,從導演的評價當中,她猜測可能實際情況比兩人想象的還要糟糕一些。

她很想抽出時間來好好研究研究這段戲,但實際情況卻不允許,儘管家裡已經請了保姆,但每當孩子睡醒,她總是忍不住想去看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