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報社後,鐘山就透過查號臺查詢到江城晚報的電話,想找老同學方靜幫忙,去孤兒院瞭解情況。

畢業14年,鐘山忙著結婚,生子,工作,調轉工作單位,離婚,再婚,送走母親,最初的一兩年還能在春節時發發賀年卡,後些年與同學的關係日漸疏離,到最後甚至中斷了聯絡。這14年裡,他一次也沒有回江城,也沒有同方靜有任何聯絡,所以,這次下決心打電話,心裡還是七上八下的。

他打通了長途電話,接電話的是一位女同志:“請問您找哪一位啊?”熟悉的江城口音一下子把鐘山的記憶拉回到十四年前,所以倍感親切。

“請問方靜的辦公電話是多少?”鐘山把思緒從過去拉回到現實中來,忙問。

對方說:“方靜三年前已經調到市委辦公廳去了。”

鐘山又問:“那我再問一下鄧家國的電話是多少?”

對方有些躊躇地說:“請問您和鄧總是什麼關係?”

鐘山這才知道鄧家國已經提升為鄧總,忙說:“我是他和方靜的大學同學。”

對方猶豫了一下,把鄧總的辦公電話號碼告訴了鐘山。

鐘山按照號碼打過去,半天無人接聽。他放下電話,內心一片茫然。這時,電話響起來,對方問:“方才是哪一位打來的電話?”

鐘山已經聽出了鄧家國的聲音,忙說:“是鄧家國嗎?是我呀,我是鐘山。”

鄧家國在電話那端也表現出十分興奮的樣子:“鐘山?好小子,這麼久沒有你的訊息,我還以為你鍾大俠退隱山林,練獨門神功去了呢!前幾年我曾經往青山電視臺那邊打過電話,他們告訴我說你調走了。快快,趕緊把手機號碼告訴我,便於我隨時都能抓到你。”

鐘山說出了自己的手機號碼,又在便條上記下鄧家國的手機號碼。

兩人互通了一下十幾年裡的工作和生活情況。鄧家國與蘇曉虹畢業第二年就結婚了,有一個女兒,十歲了。蘇曉虹研究生畢業拿到碩士學位後並沒有聽從父親的意見留在江城大學任教,而是到了江城電視臺。鄧家國去年剛提的江城晚報副總編,這兩年江城平面媒體行業競爭已經到了白熱化的程度,特別是四家都市報互不相讓,爭得你死我活,搶新聞,搶廣告,搶發行,搶人才,他每天都忙得焦頭爛額晨昏顛倒,所以畢業十週年都沒有組織班裡同學聚會。

說完了自己的情況,鄧家國又說:“老大,你想不想知道咱們的老同學方靜現在的情況?”

鐘山沉默不語。

鄧家國說:“你不說,我也猜得出你一定特別想知道。人家現在走上官道,飛黃騰達啦!在報社時跑時政新聞,被市委機關相中,調到了辦公廳秘書處,現在已經當上副處長啦。對了,方靜跟老萬結婚了你知道嗎?”

這一訊息令鐘山十分震驚。

“好像是畢業後五六年的樣子吧,兩個人神不知鬼不覺地結了婚,我們班同學誰都沒有參加他們的婚禮。過後,我問了方靜,她也不願意多說,只說是到了結婚年齡該嫁人就嫁人唄,萬老師又是老熟人,不用費力氣再去調查瞭解。看得出,她這一選擇挺無奈的。他們現在有一個小女兒,也就兩三歲的樣子。老萬前些年從市委調到了黨校學員處工作,因為出了杜芳菲那件事,與我們兩個班的同學們也都不怎麼來往。”

鐘山又問了問其他同學的情況,鄧家國把知道的都一一告訴他。鐘山想起自己此番給老同學打電話的主要目的,忙說:“家國,你能聯絡上江城孤兒院的人嗎?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江城孤兒院有一批孩子被送到了我們青山市,其中有一個是我的高中同學,他想查一下孤兒院當年的檔案,看看能不能找到自己生身父母的線索。”

鄧家國說:“我讓記者幫你問一問,如果有檔案記載,查一查應該沒有問題。”

兩個人又聊了半天目前的工作和生活情況,這才結束通話電話。

然而,第二天鄧家國給鐘山的手機打來電話,告知的結果是:那些孩子的檔案都在那個特殊的年代被毀掉了,問了幾任老院長和老員工,得到的答覆都是一樣的。

一位老院長說,是有那麼一批孩子被送到了全國各地,當時也做了文字記載,留了檔案,但那場運動時,造反派說這些檔案是惡毒攻擊社會主義的黑材料,所以把資料給毀了,每個孩子的具體情況已經無從查詢。

線索斷掉了,鐘山大失所望,不知道下一步尋親之路究竟應該怎樣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