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打鬧鬧,今天好明天惱,都是小孩子的行徑。隨著年齡的增長,男孩子漸漸懂得了什麼是友誼。對於鐘山這樣一個沒有自家親兄弟的獨子而言,友誼更顯得彌足珍貴。

上初中後,鐘山和吳尚全、梁家柱兩個小學同學成了形影不離的好朋友。三人整天摽在一塊兒,上學互相喊著一起走,放學就在衚衕裡玩撞柺子、打洋鐵盒、推鐵圈這些屬於男孩子的遊戲。

全子13歲那年秋天,他媽媽去世了,得的是肺癌,發現時就已經是晚期了,活了不到三個月,就帶著對三個未成年兒子的無限牽掛撒手人世。

鐘山長這麼大,第一次經歷身邊熟悉的人死去,送全子媽去火葬場那一天,他哭得和全子哥三個一樣傷心。他忽然有些害怕,如果送走的不是全子媽,而是自己的母親,他會怎樣呢?

這個時候,全子爸已經在革命群眾監督下恢復了外科醫生的工作,每週要有三天值夜班,家裡,就只有16歲的哥哥吳尚滿、13歲的吳尚全和12歲的弟弟吳豔紅。全子爸媽極想要一個女孩子,只可惜生了三個都是小子,索性給老三取了個女孩兒名,就當女孩兒養著,五六歲的時候還扎小辮子穿花衣裳,上學後才把頭髮剪短了,“假丫頭”的外號卻剪不掉了。母親活著的時候,全子哥仨過著無憂無慮的生活,在這一片居民區裡,除了鐘山,哥仨吃的穿的用的沒人能比。母親過世後,兄弟三個像斷了藤的三個苦命的瓜,從幸福的巔峰跌到了苦難的谷底。

全子爸吳友文是市立醫院有名的外科“一把刀”,全子媽的手術就是他親手做的。當時吳大夫也猶豫,畢竟手術物件是自己的親人,手術時難免會“怯手”。全子媽卻態度堅定地說:“他爸,就由你來做吧,我知道自己得了要命的病,即便是死,我也寧願死在你手裡。”

全子媽死後,鐘山和全子偷聽過柱子媽等幾個女街坊私底下議論:“下輩子千萬不要找大夫做男人,那心歹毒著呢,殺人不見血。就說那姓吳的,‘一把刀’是浪得虛名麼?怎麼連自己的女人都救不活?聽說他在醫院早有了相好的,倆人兒都睡一塊兒好幾年了,那女人是個護士,臉兇巴巴的,扎針賊疼,長得人高馬大的,像個大洋馬,偏偏她還姓馬。”又說,“吳大夫他爹當年就是祖傳的老中醫,一服藥就要了原配夫人的命,又娶了個妓院裡的窯姐兒,真是有什麼爹就有什麼兒啊!”

鐘山聽著後背涼嗖嗖的,那段時間他剛看過電影《閃閃的紅星》,怎麼看胖胖的吳大夫都像電影裡的胡漢山,越想越害怕,在巷口看見吳大夫都遠遠地繞開走,更不敢上前說話,覺得他的手術刀會隨時要了他的小命。

後來,鐘山不必害怕了,全子媽走不到半年時間,吳大夫就再婚了,娶的正是醫院裡的馬護士。馬護士是個32歲的大姑娘,白白胖胖高高大大的。她說不介意吳大夫成份高年紀大,就是不願意和他三個兒子一起生活,她說他們應該有自己的孩子,過只屬於他們自己的小日子。

結婚後,吳大夫就搬出去和馬護士一起住了。這邊,全子哥仨拿著父親每月支付的30元生活費,過上了沒爹沒媽的日子,買糧、買煤、洗衣、做飯,都得自己做,30元錢算計著花,有時到月底還要捱餓。

每次看見全子來了,鐘山媽總不忘問一句“餓不餓”,如果聽不到回答,就會踩著凳子摘下高掛在天棚上的柳條筐,拿一個包著紅糖的大白饅頭塞進全子的手中。

冬天到了,鐘山媽讓鐘山問一問全子哥仨的棉衣可做上了。三個沒孃的孩子,哪裡能做上棉衣呢?於是她就顛顛兒地跑去吳家,把穿得跟鐵匠鋪打鐵師傅工作服似的三套棉衣棉褲抱回自己家,拆洗了裡面兒,又把棉花內膽放陽光下晾曬敲打,袖子衣襟褲腳短的又給接上,一針一線地做好,拍打得暄騰騰的,再用包袱皮包了送回去。直到三個孩子都長大成人,再不用穿這種臃腫的棉服。

吳尚全長大成人以後,每次見到鐘山媽,都會親切的叫聲“咱媽”,常常會說起“咱媽”給哥仨做棉衣的舊事,說如果沒有“咱媽”照應,哥三個不知要多挨多少凍多遭多少罪。吳尚全讚美的話語也深深感動著鐘山,他心想:母親真是一個心地善良的人,對別人家的孩子尚且能有這份愛心,更何況對他這個從小帶到大的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