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化為何長壽?(第2/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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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一種根本上的強大形成了。
我把《山河之書》列於《中華讀本》之首,就是要表明中華文化由空間幅度轉化成心理幅度的過程。
在古代,文化的地理體量由邊界來定。中華文化的巨大體量四周,還擁有讓人驚懼的圍牆和隔離帶。一邊是地球上最密集、最險峻的高峰和高原,一邊是難以穿越的沙漠和針葉林,一邊是古代航海技術無法戰勝的茫茫大海,這就構成了一種內向的宏偉。
這種內向的宏偉,讓各種互補的生態翻騰、流轉、衝撞、互融。這邊有了災荒,那邊卻是豐年;一地有了戰亂,可以多方遷徙。十年河東十年河西,滄海桑田未有窮盡。這種生生不息的運動狀態,潛藏著可觀的集體能量。
由地域體量轉化為集體能量,其間主體當然是人。在古代,缺少可靠的人口統計,但是大家都知道自己生活在一個規模巨大的民眾群體中。即便在《詩經》中,也已經可以從字句間感受到濃郁而豐沛的“人氣”。在這個巨大群體中,幾乎所有的人都吃苦耐勞、積極謀生、長年不停。加在一起,集體能量無與倫比。
現代的研究條件,使我們已經有可能為先輩追補一些人口數字了。
就在這遼闊的土地上,先秦時期,人口就有兩千多萬;西漢末年,六千萬;唐朝,八千萬;北宋,破億;明代萬曆年間,達到兩億;清代道光年間,達到四億……這中間,經常也會因戰亂而人口銳減,但總的來說,中國一直可被稱為“大山大海中的人山人海”。
正是這一層層的地域體量和人群體量,把長壽的希望許給了中華文化。
中華文化長壽的第二因:自守自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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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體量、人群體量所轉化成的巨大能量,本來極有可能變為睥睨世界的侵略力量。但是,中華文化沒有做這種選擇,這與文明的型別有關。
世界上各種文明由於地理、氣候等宏觀原因大體分成三大型別,即遊牧文明、航海文明和農耕文明。中國雖然也擁有不小的草原和漫長的海岸線,但是核心部位卻是由黃河、長江所灌溉的農耕文明,而且是“精耕細作”型的農耕文明。草原,是農耕文明“籬笆外”的空間,秦始皇還用磚石加固了那道籬笆,那就是萬里長城。而海岸,由於缺少像地中海、波羅的海這樣的“內海”,中華文化一直與之不親。
遊牧文明和航海文明都非常偉大,卻都具有一種天然的侵略性。它們的馬蹄,常常忘了起點在何處,又不知終點在哪裡。它們的風帆,也許記得解纜於此岸,卻不知何方是彼岸。不管是終點還是彼岸,總在遠方,總是未知,當然,也總是免不了劍戟血火、佔領奴役。與它們相反,農耕文明要完成從春種到秋收的一系列複雜生產程式,必須聚族而居,固守熱土。這就是由文明型別沉澱而成的“厚土意識”,成為中華文化的基本素質。因為“厚土”,當然會為了水源、田畝或更大的土地支配權而常常發生戰爭;但是,也因為“厚土”,他們都不會長離故地,千里遠征。
很多年前,我為了研究中華民族的深層心理,曾經調查過歷史上全國演得最多的是哪一齣戲。結論是:《孟姜女》。為了反抗侵略,丈夫被拉去築長城。但是,一個農民家的丈夫怎麼可以離家遠行呢?妻子不惜千里步行,前去尋找。找到一看,丈夫已死,她號啕大哭,竟把長城哭倒。這出戏,把“反侵略”和“反遠行”合成一體,每場演出,上下齊哭。我知道,這觸及了民族的深層心理。
二〇〇五年我在聯合國世界文明大會上作主旨演講時,還曾經說到了中國航海家鄭和。我說,他先於哥倫布等西方航海家,到達世界上那麼多地方,卻從來沒有產生過一絲一毫佔取當地土地的念頭。從鄭和到每一個水手都沒有,而且在心底裡都沒有。這就最雄辯地證明,中國文化沒有外侵和遠征的基因。
在古代世界,不外侵,不遠征,也就避免了別人的毀滅性報復。綜觀當時世界別處,多少輝煌的文明就在互相征戰中逐一毀滅,而且各方都害怕對方死灰復燃,毀滅得非常殘忍。反過來說,哪種文明即便一時戰勝了,也只是軍事上的戰勝,而多數軍事戰勝恰恰是文明自殺。我曾經仔細分析過古希臘文明的代表亞里士多德的學生亞歷山大遠征的史蹟,證明他的軍事勝利帶來了希臘文明的式微。文明被綁上了戰車,成了武器,那還是文明嗎?文明的傳承者全都成了戰士和將軍,一批又一批地流血捐軀在異國他鄉,文明還能延續嗎?
因此,正是中華文化不外侵、不遠征的基因,成了它不被毀滅的保證。當然,中國歷史上也有很多內戰,但那些內戰打來打去都是為了爭奪中華文化的主宰權,而不是為了毀滅中華文化。例如,“三國鏖兵”中的曹操、孔明、周瑜他們,對中華文化同樣忠誠。即便是那位歷來被視為“亂世奸雄”的曹操,若從詩作著眼,他肯定是中華文化在那個時代最重要的傳承者。因此,不管在內戰中誰敗誰勝,對文化都不必過於擔心。
把中華文化放到國際對比之中,我們看到了一種難能可貴的“自守自安”精神。沿著對比,我們可以遙想一下被希臘藝術家多次描寫過的“希波戰爭”。波斯在現在的伊朗,與希臘實在不近。再想想那個時期埃及、巴比倫、以色列之間的戰爭,耶路撒冷和巴格達的任何文化遺址,都被遠方的入侵者用水衝,用火燒,用犁翻,試圖不留任何印痕。
中華文化長壽的第三因:力求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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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體量,最容易分裂。如果長期分裂,大體量所產生的大能量不僅無法構成合力,而且還會成為互相毀損的暴力。中國歷史上雖然也出現過不少分裂的集團和分裂的時期,但總會有一股強勁的偉力把江山拉回統一的版圖。相比之下,統一的偉力是歷史的主調,遠遠超過分裂的暴力。中華文化的長壽,正與此有關。
照理,統一有統一的理由,分裂有分裂的理由,很難互相說服。真正說服我的,不是中國人,而是德國學者馬克斯·韋伯。他沒有來過中國,卻對中國有特別深入的研究。他說,中華文明的生態基礎是黃河和長江,但是,這兩條大河都流經很多省份,任何一個省份如果要坑害上游的省份或下游的省份,都輕而易舉。因此,僅僅為了治河、管河,所有的省份都必須統一在同一個政權的統治之下。他不懂中文,但是來過中國的歐洲傳教士告訴他,在中文中,統治的“治”和治水的“治”是同一個字。這樣,他也就為政治生態學找到了地理生態學上的理由,而且是難以反駁的理由。
其實,從秦始皇、韓非子、李斯這些古代政治家開始,已經訂立種種規範,把統一當作一種無法改變的政治生態。其中最重要的規範,就是統一文字。文字統一了,這個方言林立的龐大國家也就具有了拒絕在文化上分裂的技術性可能。
在一般情況下,文字只是語言的記錄,而識字的人在古代只佔人口的極小比例,因此,各個方言系統的自立就十分自然。但是,當文字統一了,一切官方文告、重要書契就讓各個方言系統後退到附屬的地位。更重要的是,當中華文化的“奠基性元典”《詩經》、《尚書》、《禮記》、《周易》、《春秋》等等著作都憑著統一的文字樹立了文明準則,中華文化也就賦予了統一的終極法令。
文化是一個大概念,遠不僅僅是文字。因此,秦始皇他們在統一文字的同時,還實行了一整套與統一相關的系統工程,例如統一度量衡,統一車軌道路,甚至統一很多民風民俗。尤其重要的是,在政治上,又以九州一統的郡縣制,取代了山頭易立的分封制。這一切,看起來是一朝一帝的施政行為,其實是一種全方位的生態包圍,讓一切社會行為都很難脫離統一的安排,被韓非子稱為“一匡天下”。
說實話,一個體量如此龐大的種族,一切區域性和個人都無法從整體上感知統一天下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因此也就很可能成為條條裂紋的製造者而不自知。世界上其他文明的悲劇,正是從區域性的裂紋逐漸擴大,終於導致解體的。因此,不能不佩服中華文化的早期設計者們,居然籌搭得如此周延,以至於裂紋即便產生也難以迅速伸展,反而能從多方面獲得修補。時間一長,廣大民眾對於統一的命題,也就從服從走向適應,最後沉澱為文化人類學意義上的“集體無意識”。也就是說,“力求統一”變成了人人心底的深層文化,而正是這種深層文化,反過來保全了中華文化的整體不易潰散,得享長壽。
中華文化長壽的第四因:慣於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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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年,中國的旅遊者到了國外,常常被批評為“不守秩序”。這會讓一切熟悉歷史的人士啞然失笑,因為中國人幾千年來最具有“秩序歸向”,現在反倒頻頻在遠方“舉止脫序”,可能是一種逆反式的自我反撥吧。
早在遙遠的古代,當巴比倫人抬頭在研究天文學和數學的時候,當埃及人在墓道里刻畫生死圖景的時候,當印度人在山間洞窟苦修的時候,中國人卻花費極大精力在排練維繫秩序的禮儀。孔子奔波大半輩子,主要目的也想恢復周禮,重建秩序。結果,多少年下來,從朝廷到家庭,從祭祀到節慶,處處都秩序森然,上下皈服。
秩序,哪一個文明的主宰者不焦渴嚮往呢?但是,他們之中,只有中國人把秩序的建設當作生涯要務。因此,其他文明一一都因失序而敗亡,唯中國,明確讓秩序成為社會經緯,結果,中華文化也因為有序而延壽。
所謂秩序,對外,是禮儀分際;對內,是心理程式。內外相加,組成一種明晰有度的生命節奏,一種可視可依的立體結構。有了秩序,不管是社會還是個人,都有了前後左右、上下尊卑。這就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無序所帶來的巨大傷害。
秩序,有時也會讓人感到一種必須時時顧盼周際的不自由,一種蜷曲於種種規則中的不舒暢,這就需要修正秩序或修正自己了。因此,長期生活在有序社會的人士,常常要區分什麼是老秩序,什麼是新秩序;什麼是正秩序,什麼是負秩序。他們幾乎從來沒有考慮過,完全無序將會如何?
無序,初看是一種解脫,其實是一種恐怖。只要回顧一下很多地方發生過的“群體踩踏事件”,就會明白從無序到恐怖的必然邏輯。
秩序的建立非常艱難,而無序的開始卻非常簡單。只需一處無序,就會全盤散架。我曾考察過南亞和西亞一些頗有歷史的國家,常常看到大量人群站在幾十年來未曾清除的垃圾堆上無所事事。當時想,如果有官員組織這些人彎下腰來清除腳下的這些垃圾,種上農作物,情況不就改變了嗎?但再一想,農業秩序十分嚴密,如果垃圾清除了,土地空出來了,那麼,種子在何方?農具在何方?水渠在何方?技術在何方?運輸在何方?若要著手解決其中任何一個問題,又會連帶出無數更多的問題。這層層疊疊的問題的逐一解決,才能建立粗淺的秩序,而這種粗淺的秩序又非常脆弱,只要一個環節不到位,前前後後都會頃刻塌陷。所以,我總是面對那些站滿人群的垃圾堆長時間出神,默默感謝我家鄉前輩的辛勞和守護。
永遠都處理不了的垃圾堆,永遠都無所事事的人群,這是所有的文明都會遇到的景象。我猜想,當年中華文化的建立者們也會像我一樣站在路邊看著,想著解決的辦法。
世界上其他文明的思考者,也都會這樣看,這樣想。但他們,大多把目光從垃圾堆和人群上離開了,抬起頭來,思考濁世之上的神靈,地域之外的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