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網走刑務所(第1/2頁)

網走刑務所。

這是蘇徵陽從石橋先生處得來的地址。

這五個字，深深地印在蘇徵陽腦海裡。住牢三天沒有得到的線索，竟真的在石橋先生那裡找到了線索，蘇徵陽把這歸為幸運。除了石橋先生，這位他當年留日的房東，一個反對戰爭、同情中國的新聞記者媒體人，一個信奉和平與自由的知識分子，他還真不知再從哪裡去大海撈針，找到與日本共產黨沾邊的人與線索。

刑務所，就是監獄。網走刑務所，是設在網走市的監獄。網走市，在北海道，那裡的深秋與冬天，是極為寒冷的。寒冷與陰暗的色彩，讓網走市等於監獄的同義詞。明治23年（1890年，在北海道道路開通後，為了安置來自全日本的重刑犯設定了網走刑務所。當時1200多名囚犯被送到當時人口僅630多個的網走市，是這個小城市原有居民的一倍。犯人們在刺刀與皮鞭下進行道路開鑿工作與建築房屋。犯人們成了北海道發展與建設的先行者。監獄裡的碑文刻著那些在飢寒交迫中死於非命的犯人的名字。

網走刑務所由5棟呈放射狀的木造平房牢房、浴室、單人牢房、教誨室等構成，厚厚的木門，冰冷的鐵窗，便於監視的寬闊的走廊。犯人們戴著腳鐐手銬，監牢潮溼陰冷，獄警們如臨大敵警備森嚴。

蘇徵陽這次是與高飛一起開車來的。對於神通廣大的高飛來說，弄輛車與準備兩本警官證是輕鬆搞定的事。為了不露破綻，在蘇徵陽策劃下，警官證上的照片雖然是新拍的貼上上去的，還是做了舊。高飛還給自己粘了仁丹鬍子，這次名字不是秋野了，而成了池井盛友警佐。蘇徵陽則成了桂山容吉，是位警部。兩人來自東京警視廳。為了裝得更加像一些，還特地提前打了電話預約。

於是，他們如願在監獄的一間房間裡，見到了相見的人，因為涉及共案機密取證詢問，獄警只能隔得遠遠的站崗，門口由高飛把守，蘇徵陽單獨與坐牢者面對面交談，中間隔著一張桌子，兩人距離三米左右。

桌上有備有墨水瓶。蘇徵陽開啟公文包取出一個記錄紙作出記錄的樣子。

坐牢者神情冷漠地看著眼前的“警察”，神情彷彿眼前無人或只是一個被她居高臨下審視的物件，這樣說來，她，才像是一個辦案的警官與審判的法官。

坐牢者是一個四十歲左右的女人，穿著粗布囚服，臉色蒼白，鼻樑上方的額部左邊，有一個傷痕印記，不知是被打留下的還是被按著頭磕在牆角或桌角上留下的。

蘇徵陽循例，問了對方姓名，年齡，戶籍，職業，所犯案由。

隨著回答，對方的身份一一對上了。

原名：中條百合子，現名：宮治百合子，從夫家姓，1899年生人，東京人。現任丈夫宮本顯治，小她九歲，1909年生，1931年加入日本共產黨，被判無期徒刑。她自己也於1931年加入日本共產黨。職業，作家。坐牢案由，不同意轉向，堅持共產立場，反對戰爭。

眼前的坐牢者，正是蘇徵陽早在日本留學期間就對她大名如雷灌耳的著名職業女作家，一個十七歲就發表小說的天才少女，如果她不是第一篇稿件被弄丟，發表作品的年齡還要更早。她發表的第一篇小說，就叫《貧窮的人們》。

百合子的額角很高很圓很寬，這是智慧過人的象徵。

蘇徵陽在瞭解了基本情況後，看著對方：“你在美國留學，曾遊學了大半個歐洲，還去了蘇聯？”

宮本百合子撇了下嘴角，冷笑道：“這些，你閱過的檔案裡都有吧？還要再核實嗎？”

蘇徵陽：“在蘇聯，你都見過什麼人？斯大林本人？還是馬克西姆高爾基？”

宮本百合子有些詫異地看著眼前的警官，不答反問：“警官大人，你說呢？我會見到誰？”

宮本百合子的話中，含了濃濃的嘲諷的味道。

蘇徵陽轉過頭向門外面望了一眼。

門外，高飛向他點了一下頭。

蘇徵陽忽然改用俄語，低聲而急切地朗誦起高爾基的名作《海燕》的開頭：“在蒼茫的大海上，風聚焦著烏雲。在烏雲與大海之間，海燕像黑色的閃電高傲地飛翔……”

宮本百合子的臉色變了，眼睛頓時圓亮地看著蘇徵陽。

蘇徵陽又馬上換成了英語，用英語背誦著高爾基的另一部名著的開頭：

“昏暗窄小的房子裡，我的父親攤手攤腳地平躺在地板上。

“他穿著一身白衣裳，光著腳，手指無力地打著彎兒。

”他快樂的眼睛緊緊地閉住了，成了兩個黑洞；齜著牙咧著嘴，好像在嚇唬我……”

宮本百合子閉上了眼睛，馬上跟著用英語接了下去：

“母親跪在他旁邊，用那把我常常用來鋸西瓜皮的小梳子，為父親梳理著頭髮。

“母親圍著紅色的圍裙，粗裡粗氣地自言自語著，眼淚不停地從她腫大了的眼泡裡流出來……”

蘇徵陽心中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