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千五百零七章好古物喜收藏(第1/2頁)

儘管大體相仿，但是工藝特徵和雕刻手法上，這兩尊宋塔觀音還是較唐代有所不同。

那麼，這兩尊造像是否屬於受到唐代風格影響的造像，而不是說仿照唐代樣式去刻意製作的呢？

這兩尊十一面觀音，是否僅僅為一個承上啟下的風格？

這些不妨透過對五代時期出土的造像特徵分析來看看，如杭市雷峰塔地宮出土的一尊五代時期佛造像。

這尊造像由三部分組成，分別是佛坐像，背光和臺座。

佛坐像豐滿的面龐、雄健的身姿、輕薄的衣服風格體現了盛唐時代的遺風。

但是其結構複雜的臺座，卻充分體現了唐末五代人們審美觀點的轉變和創新精神的出現。

大型的仰蓮座與唐代常見的束腰方臺座、束腰圓形座及六角形臺座有著巨大的不同。

而中部龍飾柱，則是具有了漢民族特色的神話象徵。

儘管在早期的石刻作品中，出現過“翔龍嘉蓮”的影象系統，但是在銅造像上的應用還是從沒有過的。

這種樣式的出現，也從側面說明了，漢民族的文化自覺精神與佛教文化相融合，從而產生了新的審美觀念。

同樣有一尊出土於江浙金華萬佛塔的水月觀音菩薩像，也說明了這種關店。

作為我國現存最早的水月觀音銅像，它整體風格上，已基本脫離唐代的遺風。

僅僅是樣式上，遵從了唐代周昉妙創水月觀音的造型，而在衣紋的刻畫上更加寫實。

這一尊佛造像，整體造型上看，世俗性的審美得到了極大的加強。

由此可見，崇尚自然，注重寫實，富有創新精神是這個時代的特點。

儘管只有幾十年的光陰，五代時期都能有著自己鮮明的時代藝術特徵。

那麼同樣出土於江浙地區的兩尊十一面觀音像，它們表現的藝術風格，卻與五代時期的造像相差甚遠。

它們更多的，是對於唐代相同粉本的模仿。

因此這兩尊造像，應是時人對於前朝風格的一種仿效，並不具宋代初年獨特的時代氣息。

透過對於此尊觀音像藝術風格的分析，結合宋代好古物喜收藏的社會風氣，可以初步判斷此尊造像應為宋仿北周。

但是要徹底確定這尊造像為宋代所造，還需更多的研究和比對。

也可以透過一些科技手段，如X光探查、材料分析等來輔助我們的判斷。

總之“仿古”風格造像的辨識，更多是透過其所具有的時代氣韻，和一些細微的刻畫，來分辨。

而當今還很難有準確、系統的鑑別方法。

縱觀我國上下數千年的文化藝術歷程，“仿古”始終伴隨著各時期文化藝術的發展。

可以說仿古是各歷史時期，對前賢藝術風格的追憶和尊崇，也是各時期藝術發展的基礎。

而真正具有“仿古”情懷的年代，並且是由上自下推動這種“情懷”的，應數宋和清兩代。

宋當以徽宗為主，而清則是乾隆時期。

宋代“仿古”造像，是一個很多人平時並沒有關注的領域。

無論在收藏界，還是學術界，都鮮有人問津。

一時之間，陳文哲也僅僅是想到這兩組造像，來試圖認識和了解，這種受到“仿古氣息”影響的造像的辨識方法和產生原因。

它不同於清代乾隆時期的宮廷仿古造像，它是在宋代尊古崇古的社會風氣影響下，所產生的一種市民自覺地藝術審美情趣。

也是同宋代造像的寫實性、平民化和世俗化風格造像同時存在的一種藝術表現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