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鑫很快就登上了進貨的船,揮舞著手在船頭與公子卬一行作別。

“一路順風!”

“必剋日而返,太傅保重。”

……

“怎麼這麼齊整?”

索尼引著公子卬于田間考察,公子卬被眼前的一幕驚呆了。

出隧以後,阡陌良田沿著道路兩旁整整齊齊地分佈,道路有多筆挺,田壟就有多方正,公子卬就感覺回到大學軍訓的時候,放眼都是豆腐塊。

宋人的紀律都這麼好的嘛?

“太傅有所不知。”隧正索尼道:“這就是井田啊。若是修的不方正,不規矩,每家每戶的私田和公田的大小不就不一樣了嗎?輿人監督野人修田的時候,可沒功夫計算面積,都是事先做好了記號修過來的。”

也是,宋人可沒有希臘人那樣的幾何水平,能算出不規則多邊形的面積。

“每家都是規規整整的一百畝,公田也是。咱們宋人監督,從來不需要皮鞭,大夥都很老實;換做別國就不行了。”

“哦?”

“比如說創造井田制度的周國,周人奸猾得很,官吏和農人成天鬥智鬥勇,不是把井田修小了,就是偷偷把田壟多修一點,八戶人家每人侵佔公田一點,最後等於說所繳納的糧稅就少一些。在周國當隧正,還要天天往田裡跑,省的野人偷水偷地。”

“這難道不觸犯周國的刑罰嗎?”

“確實。但是太傅,皮鞭和刑罰不能教化百姓,總會有人頂風作案。周室衰微,不能為民謀福祉,反倒要維持泱泱王畿的威儀,八個師的軍費、吃穿用度、諸侯賞賜都不能少。天子開銷不減,賜予諸侯土地卻一年接著一年。光開源不節流,官府的開支縮減,已經經年沒有維修當年周公旦時所建之水利了。”

“國家水利廢弛,田產不興,也怪不得百姓活不下去,因之偷偷逾越刑罰的界限,做點損公肥私的事情了。”

漢朝的百姓活不下去,乾脆“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明朝百姓活不下去,或投充為奴,或佔山為王,或索性攻城略地,來一場“福祿宴”;哪怕到了現代,農民因為農業稅活不下去了,把鄉長活埋的國家也有其例子。

“長丘有田地將近十萬畝(相當於現代的三萬畝),照理來說,官府應該每年有三千石的收入。”公子卬計算道。

“怎麼可能!”管理驚叫道:“果有三千石,我們害怕長狄嗎?”

於是管理掰著指頭算道:“徵稅的輿人和隧正須官府供養此其一也;糧食在運輸的途中有損耗,此其二也;糧食儲存,須兵士防盜、捕鼠、防火、修繕糧倉,兵士食祿,此其三也;官府一應開銷,須糧換鏟幣,分利於商賈,此其四也。僅僅一、三者,徵稅成本高達一二成。我等士子,每食一石粟,彼輩野人供養須以十石計。”

農民上繳十石小米,政府僅得一石。難怪在周室閱盡典藏的老子主張小國寡民。長丘是典型的扁平化管理,到了中央集權的清朝時候,從小縣城收的稅賦,經過層層官僚的手裡,抵達國庫,二十存一。

在新中國取消農業稅以前,農民伯伯七塊錢的賦稅到中央只剩下一塊。後來稅務中央和地方劃清涇渭,徵稅管理仍然成本高達百分之八,隨著官民關係的僵化,徵管成本節節攀升,甚至出現了成本稅務倒掛的現象。

千禧年,京城農業稅八千萬,成本卻逾越六千萬,所得杯水車薪。江西豐城甚至徵稅成本大於稅收所得,釀出了人間慘案。

管子自顧自道:“這還得虧宋民誠信。周室王畿更慘,周之野人為少納稅,八戶人家聯合起來,隱瞞公田的真實收入。官吏不得不年年勾心鬥角,于田間逡巡。民多而官少,瞞報田產者比比皆是。

周室不得不廣招輿人監督,輿人倍增,徵管成本陡然提升。是以國不增田產而官府所得逾減。然民之黠無窮無盡,逃稅漏稅之法層出不窮,而周室愈發困窘,連賞賜諸侯之美器都羞赧,索性贈田,讓諸侯頭疼去。”

在這場零和博弈中,周人的徵稅成本遞增,百姓為了活命避稅,把更多的時間浪費在和官府鬥智鬥勇上,有的人乾脆不種田,專門望風;有的人負責牽制官吏;其他農民則需要將產出分一部,分給這些“鬥士”。

於是官府所得賦稅如同毫髮,百姓耗時耗力,也難以伺候好莊稼。上下皆輸。

亞當·斯密曾經曰過,一切賦稅的徵收,須設法使人民多付出的,儘可能等於國家所收入的。人民付出多於國家收入的幾種情況,比如,徵稅使用了大批官吏,不但耗費大量的薪俸,還要苛索人民,增加人民負擔;徵收妨礙了人民的勤勞,使本來可以舉辦的事業因為稅收而縮減甚至消滅;稅吏的稽查給人們造成麻煩、困擾和壓迫,人們都要設法逃避這種煩擾,凡此種種。

亞當·斯密定義了稅收的徵管成本,這種成本就是人民所付出的與國家所收到的之間的差額,差額越小,徵管成本越小,越符合經濟的原則。

西方有賢人,東方難道沒有高人注意到這一點嗎?

北宋大吃貨蘇軾曾治理密州,發現朝廷的徵稅成本問題。活不下去的百姓要麼偷稅漏稅,要麼乾脆披髮入山、下江為盜賊。在給朝廷上奏的《論河北京東盜賊狀》、《上韓丞相論災傷手實書》、《上文侍中論榷鹽書》三道奏疏中,蘇大學士痛陳封建王朝不計成本收稅,以為能增加收入的想法是“兒童之見”。

“積滯不行,官之所喪,可勝計哉!失民而得財,明者不為。況民財兩失者乎?”蘇軾透過嚴密的數學論證,證實了封建王朝稅收模型的愚蠢——既失去了財源,又失去了民心。

這一愚型的集大成者就是崇禎。越是攤派遼餉,越是增加徵稅成本,不但國庫收不上錢,百姓也揭竿而起。有網路上的學者計算過,崇禎年間,徵稅的成本是稅收收入的百倍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