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國曆代通俗演義》所思

長時期以來，“成分”的陰影在中國大地上徘徊。封建時代，有士大夫、庶人、農工商、地主、佃戶、賤民種種“階層”，或者叫“階級”。對待各個階層，使用法律不一，政治待遇不一，經濟分配製度也不一，這就造成了階級仇恨。新中國建立以後，政治、經濟、綜合國力都有飛躍式的大進步，大改觀，唯獨“成分”這意識存在依然。“地、富、反、壞、右、封、資、修”成了新時代的新賤民階層，與舊時代一般無二的新的社會問題不單“存在”，且勢頭不減，愈演愈烈，生命力鮮活。從深層次原因上說，竊以為是“文革”的重要成因之一。從根本上認識、解決它的政治家就是***。這一社會問題的解決，是從十一屆三中全會而始，一步一步使我們的社會政治生活衛生起來、健康起來。

“成分”這種社會政治理念，反射在文學領域，構成了文學創作的一邊倒和文學評論的單一傾向。一部作品出來，首先拷問它是“香花不是毒草”。肯定了它“沒有問題”，然後再說別的。這種做法帶來的後果，是服務物件的單純性，為下里巴人而創作，“陽春白雪”便受扼制。很簡單，倘若你只愛春天，那麼你這個花園裡便沒有荷花、菊花與梅花。本來文學應該表述的觀念形態，真善美，愛與死，奪人魂魄，陶人性情，增人學養，冶人操守，這種種功能未樣樣都與“無產階級”、“貧下中農”這些階級成分掛鉤。即使是無產階級，也有一個學習的任務，有提升素養、接受人類美好靈思的必要。事情一旦走向絕對化，必定的後果是“過猶不及”。

老實說，如《林海雪原》《烈火金剛》《鐵道游擊隊》《敵後武工隊》《苦菜花》《迎春花》《小二黑結婚》《三里灣》及《苦鬥》，這些創作都是十分精良的；柳青、趙樹理、歐陽山、曲波這一大批作家，都是十分了得的。但由於這種創作理論的侷限，在文化枯竭、無別的書可讀的情形下，讀者選擇了它們。也有耀目的輝光，也有大批次的呼擁讀者。但是，這只是一時之作，難以永恆，原因也很簡單，它本來就是為這“一時”服務的作品。

今天翻翻《豔陽天》、《金光大道》，浩然的藝術才華仍在熠熠閃爍，這是無法否認的事實。有的學者反感樣板戲，其實樣板戲也自有它們怡人的風采，這些學者一聽就掩耳，那心裡暗示的是膩味頭痛反感“文革”這場傷情事。姚雪垠的《李自成》怎樣？歷史題材的文藝作品受“階級說”的影響相對較少，《李自成》的前兩卷我看仍是曠世絕唱，但後來幾成“階級歌頌”，“高、大、全”地表述這個農民領袖，創作的思路就受到了極大的制約。

這些才華橫溢的作家為什麼沒有寫出驚天動地的作品？一則是“應人”之作，服務的物件狹小，心胸目光都不能開闊；二則是“應時”之作，“時過”自然“境遷”。從這個角度看，真個是“求仁得仁又何怨”！

同文學藝術與生俱來的文藝評論怎樣？著名文藝評論家孫蓀曾有過一個生動的比喻：“作家好比是木頭，評論家則是木耳。”我以為孫蓀的這一斷語說得太理想化，太善良了。若說“評論家應該是木耳”，似乎更貼切一些。因為事實上，木頭不僅生木耳，還會生蘑菇，生野草，生苔蘚……向木頭上釘釘子，用斧子劈它成柴，鋸成鋸末……可以說都叫“評論”。

生木耳，是於人有益，可以做美味進食，營養作用頗多，但用刀、斧、鋸這類利器去評論，得到的是什麼？木頭畏懼斧加之，就會一律按照預先允許的“規範”去生長，這樣去要求“百花齊放，百家爭鳴”，花兒長出去前先就要想：我不依“政治標準”長出去是什麼花？恐怕狗尾巴草也不是！誰願意辛辛苦苦爬格子滋長出“毒草”呢？

文學藝術，它的功能絕不僅僅是“歌頌”和“暴露”，它還有“告訴”“諷刺”“調侃”“和息”“要求”“給予”……諸多中性的心理作用。用了“階級標準”這把唯一的尺子，不是這，便是那；不是擁護，肯定就是反對。表述了改革家，工人農民“火熱”的生活，農民起義，那就是“主旋律”，否則，你的嗓門天賦高了，不單當你是帕瓦洛蒂，還會聽你是“噪音”，掩耳而走，甚或“吾雖不及師曠之聽，聞絃歌而知雅意”——當你別有用心也可未知。

用“政治標準”衡量蔡先生的這部書怎樣？它既不是“純文學”，也不是“雅文學”；它不是純歷史，又沒有虛造歷史，它有歌頌，也有暴露，更多的卻是“告訴”、“諷勸”，浩如煙海的歷史表述中頗不乏人文思想社會流俗的探討與調侃。它絕對不可能被我們高層象牙塔尖端的評論居要津者列進“先進文化”的書目裡頭。

它進行的是人文之美的播種，是中國獨有，別國絕無的美好道德的傳述和表述。這樣老成實在的著作家可能早已在中國“絕版”了。我的估計，歷史在一個短的時期不太可能再賜我們一位蔡先生。

中國是世界上唯一兩千年曆史傳承記載不斷的國家，這可能與我們“敬惜字紙”的民族習慣有關，除了歷史，還有野史、私史、筆記、日記……配合了這一系列的體系佐證和輔助或匡正糾謬的資料、有小說、詩詞、說部、傳本……小到民間流傳的演義故事、書攤、小曲、民歌、鼓兒哼……種種文學與藝術的烘托，眾星捧月地簇擁出“二十四史”來（清史尚是“稿”，未能定正）。倘沒有絕大學識，絕大胸襟器量，絕好智商與精力，要做蔡先生做的這番事業，確實有點像要求初中生演算哥德巴赫猜想般困難，或者是“騎單車上月球”那樣的妄想。

用階級成分論是無法評論這本書的。你說他有某種超階級的傾向，那倒是實話。蔡先生是個好老師，他把一個統緒一個統緒的興亡過程，一個人物一個人物的歷史表現都告訴你，頂多偶爾地、很溫善地流露一下自己的思緒——餘下更多的，是給學生以思考判斷的空間。

一部好的歷史實錄，何嘗不是當作一部小說和文學作品看？荊軻刺秦王，燕太子丹送他到易水河畔，那種肅殺，秋高凜冽，壯士義行必死的悲壯？慷慨赴義的情致，是極致的文學描摹。《廉頗藺相如傳》是《史記》正述。“相如因持璧（和氏璧），卻立，依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後來見不少辭書註釋裡說“怒髮衝冠”一詞出自岳飛的《滿江紅》，這都是不讀史書的過。

一部好的文學作品，同樣可以看作是歷史真實的文學詮釋。《紅樓夢》就是這樣，它不以一朝一代一興一為侷限，表現的是中國封建歷史整體形態，代代都這樣，這是事實！

然而，好的歷史書，好的小說，偏偏都不以“階級鬥爭為綱”。賈寶玉是哪個階級的？曹雪芹歌頌了，賺了三百餘年數人的眼淚。就因為它真實，或者說“實事求是”。

這是蔡先生的追求，他不說假話，也不說曲阿的話。他所演義出來的故事，都在史據中斑斑有考。“以正史為經，務求確鑿；以逸為緯，不尚虛誣。徐懋功未做軍師，李藥師（靖），何來仙術？羅藝叛死，烏有子孫？叔寶（秦瓊）揚名，未及子女。唐玄奘取經西竺，寧惹妖魔……則天淫穢，不聞私產生男；玉環伏誅，怎得昄真圓藕？種種謬妄所褻之談，官場辭而避之。”只有這樣嚴肅謹慎的人，才可能寫出這樣的作品。

我在一次與朋友調侃玩笑說：“倘若現在突然發生變故，中國沒有電了，死的年輕人比老年人還要多。”這是特指我們中國而言。中老年人，點過油燈看書，穿過草鞋走路，井水可汲而飲，草根可採充飢。如今的年輕人從酒吧到舞廳，無電腦不能思維，非電飯鍋無所造飯，不讀書也不看報，心中空如昏天之月，除了錢沒有別樣的追求，他們不死誰死？這是一點具體表述的思維，如果抽象起來講，中老年人的頭頂，始終有歷史這盞燈在照，他們的耐受力強些，恐怕是事實。真的會“沒電”嗎？有什麼事是不可能的呢？一個“非典”可以把滿街的人趕回家去，一場更大的意外，比如“戰爭”呢？

然而我們似乎並不珍惜這些僅存的文史學。還在用“階級論”這把尺子在量，用斧子去砍他們。

記得在“文革”期間，那些紅衛兵曾經有過一個設想，用農民起義的鬥爭史取代帝王將相的封建史。想是想，真的做起來，他們還是傻了眼。整個的二十四史中，農民起義只能看作是歷史的一種“現象”。這個朝代有，那個朝代也有，支離破碎各自在那裡，根本行不成歷史的連貫和接續。我猜“儒法鬥爭”的那段歷史觀表述，也是一種很無奈，很勉強地在生拉硬扯表現“階級鬥爭”史觀的做法罷了。蔡先生的這部堪稱“通史演義”的書當然是以帝王將相為主的，受到冷落也在這般情理之中。

中國的文化中糟粕很多，其中有些東西很要命，這是不爭的事實。鴉片戰爭以來的歷史證明了這種文化中含有的“落後量”和“落後質”。但是不是落後了便應輕視、蔑視呢？這需要政治家和社會學家認真思考一下。一隻乾隆筆筒，放在現在的書架上，和《大不列顛詞典》一處，是增色還是減色？一架春秋“水洗”，已不再用來洗手，是儲存研究，還是捧出去賣了銅器？就算碰碎了，比如鈞瓷，已經極難見到完整的器皿，但在鈞瓷址未發現之前，碎片與黃金等價。

我以為，判斷任何一部書的社會價值，只有兩個量化了的標準，一是它擁有不擁有讀者，一是它擁有不擁有時間。二者倘居其一，即是具備“素質”的作品。什麼是“素質”？它可能是進步的，也可能是落後的，但它即使是落後的，也是有價值的；倘二者皆具備——即使它是“反動的”，也是永恆的，無法消滅的。謂予不信，可以看看《兒女英雄傳》、《蜃樓志》一類作品。可以肯定地說，這兩部作品的主旨是陳腐的、落後的，但是，無論什麼樣世界觀的評論家，你可以說三道四，可以恨之入骨，你就是消滅不掉它！因為它的內在有著永恆的美，無階級、無意識的“芳情只自遣”，踐踏成泥“依然香如故”。

啊，我們在審美時，總是在辨認哪是香花，哪是毒草。我們總是戴著顯微鏡、放大鏡和化學試劑在觀賞自然，這樣做不累嗎？安徒生童話裡講了一個故事：一座燒焦了的房子，旁邊盛開著一叢絢麗的玫瑰。畫家走過來，他感動了，便在旁邊寫生創作。倘這樣問，這畫家他是在為貧下中農在作畫，抑或為地主階級？問話的人是否有毛病？我們警惕得是否過分了？看見一部作品，倘是寫“要人”的，立刻聯想到它是否“利用小說”來反黨？寫知識分子遭遇的，是不是“在諷刺”黨的政策？寫“三家村”的就是在組織什麼小集團，寫海瑞的那是為某某翻案。《水滸》是寫“投降”，《三國》呢？是“英雄創造歷史”……過敏得像得了神經病，脆弱得像系一根黃瓜或者“琉璃撲噔”兒。

蔡先生的這部書的題材是寫帝王將相為主的，和所有的舊知識分子一樣，他無法避免一些陳腐的，落後的，甚至是“反動”的東西。“反動”是否一定就壞，“革命”是否一定就好，這不在本文探討範圍。但蔡先生的這一系列確實做到了“兩個擁有”，它還要“擁有”下去。我看它的生命力起碼比我的書要強。從實效意義上看，它的生命力還在加強。現在還有多少人能看豎版繁體字的“二十四史”呢？不能。就是簡體字的古文版也不能。但我們的民族歷史要承，要緒，讀蔡先生的書可以導你入門。且是獨此一家，別無分店。從這個意味上說，真的是“厥功甚偉”了。

我是反感成分論的。無論從社會學概念，還是文學評論界定標準，統都反感。看到現在一些評論家：你寫一個海瑞式的正直官員，他說你在宣揚清官；你寫一個忠於國家愛人民的志士，他說你歌頌“愚忠”；你寫帝王將相呢？你是在頌揚“君權統治”，是“封建餘孽”，是“奴才”……還是安徒生那則童話，畫家是此意識，麻雀們又是彼意識，“吱！那有什麼畫頭？那不過是些紅的和綠的堆起來而已——吱！”

帝王將相不可以歌頌嗎？歌頌他們便是反民主？我看不能這樣說。我不能同意，用今天西方洋大人的標準來衡量我們過去的中國，甚至我們現在的中國。我不是政治家，但作為小民百姓自由見解；比如說民選，現時進行普選，選出來的官怕惡霸多了點，有錢人多了點，貪官多了點。——這不是坑我們中國“公民”嗎？

只要走在歷史上曾經對改善當時人民生活，對推動當時生產力的發展，對鞏固當時國家和平統一，文學藝術昌明，對當時民族團結曾經做出過積極努力和貢獻的人，無論李世民、雍正、李白、辛棄疾，抑或畢異、黃道婆、蔡倫、鄭和……就是要歌頌，管你說什麼！

蔡先生的這套書，從文學性上說，只能說是“中平之作”。它是一座礦山，山一樣的巍峨，中有茂林修竹、流泉飛瀑，內含煤鐵金玉，自然也有土，有毫不起眼的砂石。它的非凡就在於它的豐富蘊藏。前面說過，它不是應遵命評論應運而生，而是應時而生。在整個封建制度崩潰、新時代還在陣痛時，他用畢生精力唱出了這部史詩，可以聽為輓歌，也可以看作新時代的催生符。這豈是幾個在沙龍里坐唱，坐看別人辛苦，封就了自家是文壇盟主、騷壇執牛耳輩所能為！

是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