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就算自宮，未必成功(第2/4頁)

再，大的獄訟三法司解決不，也由七卿、九卿開會定，這叫作「廷鞫」。袁崇煥就是這樣被定罪的。

「權臣弄權」與「大臣當權」是大有分別的。

大臣是在當時的制度上有他正當地位的。比如宰，若他不問事、不當，反倒是失，是無能。

不是宰相而問事攬，那才是女幹，是權臣。

權臣弄權自然是違反國本的。就像是明代的幾個大太監或者那啥啥啥的。

那，說了這，明代為啥亡了呢？是亡於人還是亡於制度？

大明的遺老遺少也在思考。

於是有出生於明代的兩位大史學家、思想，痛定思，來討論明代正治制度得，以及此後天朝正治的出路。

一位是黃宗，他著了一部《明夷待訪錄》。

老黃說之所以產生君，是要君主負擔起抑私利、興公利的責任。對於君，他的義務是首要，權力是從屬於義務之後為履行其義務服務的。君主只是天下的公僕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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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能提出來這種說，在當時社會環境下是極其難能可貴的。

黃宗羲認為要限制君主的權，而且他最注意的是明代廢宰相那一事。

他認為將來只有再重新設立宰，正名定，把宰相來做朝廷領，不要由皇帝親攬大，避免昏君瞎胡搞。

當，老黃還說自秦代以來「有亂無治」弊病的根源在於秦「廢封建之罪，進而以「託古改制」的方式主張效法古代「封邦建國」的諸侯自治制度。或者退而求其，則應效仿唐初設定「方鎮」以屏藩朝廷的制度。這個就不去多說他的利弊了。

另一位顧炎，著有一部《日知錄》。

他曾說：天下太，則小官，大官少；天下之，則必然是大官多而小官少。

這個很有些道，後面再敘。

顧炎武提倡「利國富民，並認為「善為國，藏之於民」。

他大膽懷疑君，並提出了具有早期***啟蒙思想色彩的「眾治」的主張。

他還提倡經世致，反對空，注意廣求證，提出「君子為，以明道，以救世也。徒以詩文而，所謂雕蟲篆，亦何益哉？」

顧炎武能於政事諸端切實發揮其利，可謂內聖外王體用兼備之學。

尤其是他所提出的「天下興，匹夫有責」這一口，意義和影響深遠。

像大明這樣龐大的一個帝國而垮了，當然不是簡單幾句話就能說清楚原委的。

這並不是說其文化衰敗、道德墮落、朝廷專制黑暗、黨派誤國、皇帝太拉稀等等幾句空洞不著邊際的言論便能道出其中之因緣。

一般來，單從制度，只要

推行到兩三百年，總不免會出毛病。歷代無一倖免。不與時俱，不革新就等死。

明代大體上已過了兩三百年的太平日，無論當初制度怎麼，變樣、腐化是不可避免，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

清代的制度也可以為大統領帶來點經驗教訓——

大抵制度是出之於公，在公的用心下形成的一些度量做事分寸的制度。

而手段則是出之於，因此沒有一定恰好的分寸。

在家天下時，一個為公的新制度的誕，期間當然會有許多複雜關，總不免夾帶有一些私意。

清代朝廷釋出最高命令稱上，又分為兩種：一種是明發上，一種是寄信上諭。

經內閣傳，再交給有關衙門，稱為明，或稱內閣奉上諭。

而寄信上，就是繞開內，由皇帝指示軍機處直接給相關人員傳達旨意。

跟密摺制度一，寄信上諭是加強皇帝集權的專制措施。

玩秘密正治這當然只能說是皇帝的一種手，而不能說是一種制度。

總的來，清朝的正治體制是傳統正治體制的集大成。

從秦朝君主專制忠央集權制度建，經唐朝的完善發，明朝的強，到清朝專制官僚體，系統而嚴，十分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