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3、拒虎不成，卻可驅虎也(第1/3頁)

兩漢雖承秦制，但因為「寬以濟猛」的緣故，御下牧民的手段上卻是寬宏許多。

當然，這種「寬宏」一則只是相較秦朝而言，二則西漢的「寬宏「只是一種姿態，東漢的「寬宏」卻是一種無奈。

秦國對官吏的約束頗為嚴厲，甚至專門制定了反腐敗專項法律法規的《為吏之道》，突出規定了對官吏經管物資財產的法律監督，以杜絕貪汙，若挪用公款，則以盜竊論罪，若通一錢者，則黥為城旦：即行賄受賄達到一個銅錢，就要受到臉上刺字並服苦役的刑罰。

《秦簡》中還明文規定了「令曰勿為而為之，是為‘犯令，；令曰為之弗為，是為‘廢令，也。」

即秦律之中但有不允許臣民去做的事，一旦他們做了便屬於違法犯罪，會受到程度不一的懲罰，為了防止任用官吏上的徇私舞弊行為，秦國還規定「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即被推薦和任命的官吏犯罪，推薦和任命者須連坐，也即「保任連坐」罪。

這一做法，歷代封建王朝均有沿用，從某種角度上而言，也算是給後世歷朝歷代做了立法的榜樣。

所以說「連坐」其實在之前便已有之，但在西漢時，雖然形成了以《上計律》《考功課吏法》為核心的官員考核制度，單論制度完善上的確更勝前朝，但在處罰手段上其實已經輕微了許多。

針對貪腐最重者，也無非是「主守而盜直十金，棄市」。

西漢一斤金等價於一萬枚五銖錢，即官吏貪汙銀錢十萬以上才會被除以死刑...

將這個量刑的「十萬錢」和秦國的「一個銅錢」放在一起對比，就知道西漢有多麼寬宏了。

至於東漢，就更「寬宏」了。

對貪腐的懲治無非是「輕則免官流放，重則處以極刑。」而這個極刑最多是犯者一人承受罷了，懲罰重者，如安帝初年的「清河國相叔孫光貪腐案」，也不過是「禁錮二世」，即叔孫光父子此後都不得出任任何官職。

就這懲罰力度竟然能列入東漢史書，似乎在當時人的眼裡，「禁錮二世」已算是很重的懲罰了...

後來居延都尉範郇也犯了嚴重的貪腐，多重不知道，反正史書記載是「安帝極為憤怒」，更下詔讓三公在朝廷討論如何定罪量刑，大部分都認為應該讓範郇受到和叔孫光相同的懲處，結果太尉劉愷反對，提出按《春秋》一書的意義，「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是要鼓勵人們行善，如今禁錮贓官的子孫，恐怕會使善人受到牽連，這不是先王審罪量刑的精神。

安帝聽取彙報之後，肯定了劉愷的意見。判決只針對犯人，不波及無辜的親屬。

所以天朝古代王朝中治法中極為明顯的一個特點，「連坐」制度，起碼在東漢是非常少見的。

但即便是最為嚴苛的秦朝，也無非是將罪臣抄家、流放，將其家人打入賤籍，至於專門給貪官的子女辦理一個戶籍，還要「著書立傳」的，卻是自古未有。

千里為官，所謂何求？

大部分無非是名利罷了，當然，還是有少部分也會想著實現自身的理想抱負，但無論是為了名利還是為了抱負，這些人一定有個共同點，便是光耀門楣，同樣的，他們也必然會引以為豪。

若是成了罪臣，做了貪官，不僅沒有光耀門楣，反而牽連家族，殃及百世，讓後人永遠被人戳著脊樑骨說「此賤民乃是某某罪臣之後。」

試問誰能受得了？

試問誰又不怕？

而這樣狠辣甚至當得起陰毒的計策，也的確只有郭嘉，或者賈詡這種劍走偏鋒的毒士才想的出來，如諸葛亮、荀彧那種宰輔之才反而是不太可能。

這不是智商的問題，而是思維模式決定的。

想到這裡，王政不動聲色地看了眼郭嘉，心中感慨萬千，難怪史書上常常會出現「狡兔死，走狗烹」的情況了，臣下表現出太過出色的時候，的確會讓上位者生出莫名的忌憚，甚至是恐懼...

而到了這個程度的時候，對於這些孤家寡人而言，其實這位臣下到底有沒有「不忠」的心思已經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他所具有的才華，能力已然產生威脅！

起碼王政此時便覺得郭嘉這兩條計策太過狠鷙，若非有騎砍系統的緣故，他還真不敢保證自己會對這樣的郭嘉生出什麼念頭。

當然換一個角度思考，以郭嘉的聰明才智，又怎會不知這等毒計本就是柄雙刃劍？

若非入了系統，對王政已算是死心塌地，他又豈會，豈願這般這般毫無保留？

郭嘉自然不知王政這番心思變化，只是神情自若的侃侃而談：「本朝治政依寬久矣，貪腐雖惡，多不及死。若因其貪瀆便動輒梟首族誅，固然大快人心，可難免令人非議苛政，更將我徐州與暴秦同比，相比梟首族誅，此等手段看似緩和不少，實則影響更甚，威懾更甚，主公明鑑。」

王政沉吟良久，望向禰衡問道：「正平以為如何？」

禰衡神色變幻了片刻，好一會才頷首道：「《尚書·泰誓》有云:「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將罪臣，貪腐者的子女、族人打入另冊，便如太史公將鄧通、趙同和李延年等打入《佞幸列傳》一般，此誠良策，只不過...」

「只不過什麼？「王政側目問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