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九章、校長(第1/2頁)

西漢之初，太學生不過五十人而已，但至東漢後期，人數則激增到三萬，竟在洛陽城內形成了專門的太學區，但即便如此，總體而言，官學的招生面還是很狹窄的。

太學生因官吏推薦而得入學，多為貴族子弟，只有少量出身貧寒者——雖然財產不豐，但考其家世，其實也未必低了；至於四姓小侯學，那更不用說了，向來只招收樊、郭、陰、馬四家子弟——沒辦法，因為就是這四家出資建立的呀。

說白了，中央官學主要招收貴族、官宦子弟，而即便地方官學，也不是對普通平頭百姓開放的。因此逮至漢末，私學乃再度大興，招生面廣，以此填補官學的空缺。比如說鄭玄在高密授課，販夫走卒皆任其聽講；盧植在涿縣，靠著織蓆販屨為生的劉備都能拜入門下，由此即可得見一斑。

然而漢末亂世，不但遏阻了私學的發展，就連官學亦受到極大衝擊。西晉初期的太學，規模比之東漢縮減了數十倍不止，但仍在其上增設國子學；到了惠帝元康三年，明確規定唯五品官以上子弟准入國子學，五品官以下子弟准入太學，就此學校成為了官宦子弟的禁臠，世家門閥更在教育上都享有特權。至於地方官學，寥寥無幾，始終都沒能興盛起來。

原因很簡單，理論上官學生都是公費的，只招收少量自費生，則當社稷紊亂，國家財政也瀕臨崩潰的時候，誰還有錢去搞教育啊。至於世家門閥，他們可以在自家內部搞族學嘛，自然也不肯掏錢出來資助公家。

裴該一心想要打破世族門閥對教育的壟斷，唯此才能將更多寒門才俊吸納進體系中來，擴大和穩固統治基礎。想要扶持寒門，光靠考試製度是不夠的，因為在缺乏足夠教育資源的前提下，寒門庶族的文化水平普遍比世家子弟為低，就算總量龐大，沙中淘金，究竟能出幾個人才呢？

裴該的用人理念基本上模仿曹操，主張不論身份高低，“唯才是舉”，自不可能無條件地傾向於寒門，甚至於寧要寒門的草，不要世家的苗……

故此當關中政局大致穩定之後，他就耐著性子與群僚商議，尤其跟度部掾柳子高打擂臺，又向鬱翎等商賈貸款，好不容易才擠出了一筆教育經費來。雖說此前就要求雍州各郡國皆設郡學，如今這一政策也擴大到了秦州，但終究地方財政困難，就算應命，真把學校建起來，也不過虛應故事而已。裴該不打算把這筆教育經費普散地方——肯定不知道被挪作何用了——就計劃著在長安城內，建一所規模較大的學堂，普招雍、秦、涼、梁四州子弟。

對，也包括梁州，雖然目前只有一個漢中郡為周訪所據，但就理論上而言，也算是潼關以西，是他行臺執掌之地。

學校的硬體裝置好解決，長安城內本來就有很多空房子，隨便挑幾套相鄰的，前後打通便可。況且裴該還“發明”了雕版印刷術——那玩意兒原理很簡單，此前他不過三言兩語，大致描述一番，徐渝很快就領著工匠們給搞出來了，與之相比，反倒是改良造紙術難度更大——先用《姓氏志》和《百家姓》開路，隨即便大量印刷五經。

但是學校的軟體卻比較煩難，最關鍵的——你得先有老師啊。

其實老師也不是太難找，就目前而言，裴該還不打算搞國民教育，他也沒有那個精神頭兒，教材仍用儒家那一套便可，那麼很多關西士人，也包括舊日官僚，裴該與之相談，覺得毫無才具，唯能死讀書的，就都可以往學校裡塞。然而老師一大群，還必須得找一個有本事，有名望，鎮得住場子的老先生來當校長，這事才算四面俱光。

自然而然地，裴該便想到了董景道。雖說董景道在當世為大儒，真擱到儒學史上，連浪花都翻不起一朵來——裴該前世就幾乎未聞其名——但亂世之中，關西雖大，也就只有他一人差堪任用了。況且據裴嶷所說，董老先生“《三禮》之義，唯尊鄭氏”。

其實裴該對於歷朝歷代的儒學派別，並無研究，也不大分得出優劣高下來。他光知道儒自董仲舒為一變，毫無節操地迎合統治階級；到魏晉又一變，化為玄學，也就是沿著董老夫子的神叨叨愈行愈遠；唐儒復歸人事，宋儒化為理學，從此之後，這輛破車就越行越散架，終於徹底固化了國民思想，走向社會的反動面……

但就同一時期，儒學各派孰高孰下，裴該多半分不出好賴——當然啦，基於對理學的厭惡，他感覺南宋之時，浙學為上，雖說浙學和理學究竟有啥區別，他其實也說不出個子醜寅卯來。

然而他知道，在這魏晉之際，主要的儒學流派就是王學和鄭學，而且基本上鄭學被王學按在地上摩擦，究其根由，王學的始祖王肅是司馬昭的岳父啊，自然有官方給他撐腰。雖然仍為晉臣，但鑑於原本歷史上西晉之亡和東晉之衰，裴該暗中秉持著一條原則，那就是：凡司馬家提倡的，我就一定要反對，即便表面上不便表示異議，也一定要暗中設法，給他掀個底兒掉！

因此當初裴嶷推薦董景道，一聽說此乃鄭學大家，裴該便即往顧茅廬，再加上老先生也並不難說話，還給裴該出主意編纂《姓氏志》，則裴該欲用此老久矣。這回為了發展文教事業，再度遣使，盛情相邀，董老先生倒是不再推辭了——教書育人對於士人來說，那可是最光榮的職業啊，孔子不就是以“師”著名的麼？

裴該親自出長安城相迎，將董景道接至大司馬府中，盛情款待，並且向老先生詳細介紹了長安城內新建學校的情況。他說目前師資都到位了，打算您一履任，便即公開召生，我的計劃是，不論出身，只要有志向學者，十五以上，四十以下，皆可入學。

之所以規定年齡，是漢代就有年逾六十，白髮蒼蒼仍為太學生的，裴該覺得這完全是浪費教育資源嘛，那種老幫菜就算學出來了，還能做什麼？我搞教育是為了培養基層官吏，還真不是玩兒慈善啊。

董景道沉吟道：“不論出身，皆可入學麼？還須加以甄別，以免假意向學及作奸犯科者混雜其中……”

裴該點頭道：“這是自然……”官學生自然學雜費全免，並且公費住宿，甚至公費吃喝，這些優惠條件一頒佈，不知道什麼阿貓阿狗都削尖了腦袋想要擠進來呢，我又哪兒有那麼多的資源可以浪費？

於是對董景道解釋說：“京師國子學及太學，只召官員子弟，即便漢代太學生，亦由官吏薦舉，某以為，如此則閉了不少士人向學之門，有違夫子‘有教無類’之本意也。或雲當使其長吏稽核身份，出具憑信，證明向無作奸犯科事，始可入學，但吾恐官吏若存私心，則一郡一縣士人難免蒙屈。

“因此將稽核之權，盡付於先生，有何才具，須作何考試始可入學，入學後當遵學律，而學律如何制定，等等，請先生詳細籌劃，與我相商，以便具體行文。商議既定，條文既具，則無論招收、開革，權在先生，行臺絕不掣肘。”

說到這裡，裴該微微一笑，打比方說：“譬若某人曾犯國法，既已得赦，則先生若觀其為可造之才，有悔過之意，亦可錄用；設若我家子弟，身入學校而違律，只要證據確鑿，先生亦可放心開革，我絕不為彼等說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