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三得三失(第2/2頁)

因為從漢代直到魏晉的臺省，與後世的尚書省不同，尚書僕射與諸尚書品秩相等，且諸尚書雖雲分曹理事，其實職權相互交叉，很不明晰。好比後世的國務院，唯尚書令可比總理，僕射則是常務副總理，諸尚書都是副總理，雖然各有分管，卻還並不能算是各部委的首長。

只有確定國務院以下，是各部委，各有其主官，職權才能明析，責任才能分明。

陳頵說的第三條，是：“興文教，培育士人；定考試，選用官吏。”前七個字是普天下全都是認同的善舉，後七個字則符合陳延思個人的政治理想。

這所謂“三得”，句句搔在裴該的癢處，他不禁遍體通泰，若飲醇醪。但是隨即就說到“三失”了，陳頵道：“第一失，重工商。”

當時普遍認為，農業是國家第一要務，工商則只是末業而已——當然就社會發展水平來說，這是有一定道理的。裴該為了儘快恢復生產力，繁榮經濟，獎勵工商業，陳延思也認為並無不妥，但問題是——你不能把工商放到跟農業齊平的位置上來啊！

主要就是裴該解除了一系列對商賈、工匠的禁令，甚至於工、商之家，也能出仕為官——雖然就目前而言，多為小吏——這使陳延思很難接受。

陳頵道：“工匠習末業，若誠能造器械，有利於農，加以獎掖，還則罷了。商賈逐利，不知仁義，是故歷代皆限其服用、居宅，以使人鹹知商為賤業，雖一時富有，但朝廷頒詔，頃刻間其家可破。

“今大司馬除其禁令，使商賈皆能著綾羅、居廣廈、食膏腴，甚至養賓客，則人必慕之，倘若皆風從為商，田土必荒，是大不利於國家也！”

這也是老生常談了，裴該在解除禁令之前，便曾經跟裴嶷等人就這個問題辯論過很久，對此早有應對之策。於是他笑笑說：“卿言商賈逐利而不知仁，我以為未必。如鄭之弦高，犒秦師而救國，彼乃不知仁義，且有害於國家麼？”

陳頵反駁道：“敗穢之中，偶有芝蘭，不足為憑。”

裴該便道：“則若舍敗穢而不顧，即生芝蘭，其誰知之啊？我今唯用芝蘭耳。”

陳頵說芝蘭你當然可以用啊——“既雲考試不問門第，則可馳商賈之家不得為吏之禁，若有才俊，試之可用，即授品秩。唯其它舊禁，不可廢弛。”

裴該正色道：“延思，譬若貧瘠之土，不可為農，唯生稗草，那我是一火焚之，使其拋荒好呢，還是任由稗草生長，可以偶獲芝蘭好呢？若其滋蔓，自當剪除，使不為害；但若天然設限，過高者鋤，恐怕芝蘭永不會生啊。

“歷朝所設禁令，是使富者不能貴，然而貴者獨能富，卓氏、程鄭，終不能與官商比類，由是遂生石崇……”

市場就這麼大，民間資本起不來，官僚資本就會進入，結果是催生出了石崇之類的官商，其對整個商業的破壞相當之大。

“如卓、程等，終不如石季倫（石崇）害國之甚也。且農耕之家，若止力田，不過小康，凡阡陌縱橫者，莫不因侵吞起家。於彼等而無商賈之禁，人不以為賤，難道百姓都會仿效，去侵佔他人田產不成麼？”

——封建時代，等級制度森嚴，是什麼等級的人，就相應什麼等級的衣食住行，否則便是逾制。不過對待大地主，卻沒有象對待商賈那樣，有特殊的禁令頒佈——雖然也不能跟官吏等同就是了——而且一般情況下，管理得也不嚴格。

裴該長篇大論，卻貌似並沒有說服陳頵，對方你有來言，我有去語，二人當場辯論不休。旁邊兒熊遠瞧著大司馬的臉色有點兒不大好看，不禁心急，趕緊找個機會插話，問陳頵道：“所言一失，亦已闡明，不知其二失為何啊？”你別揪這個問題不撒嘴啊，還是先說下一條吧。

裴該深知就工商業的問題，想要說服一個古代士人有多麼困難，最關鍵他們毫無人人生而平等的概念，那麼既然皇帝與人民不平等，官吏與庶民不平等，則對於商賈更不平等一點兒，不是天經地義的事情麼？於是他也就坡下驢，對陳頵說：“請言其二。”

人既然不打算就這個問題繼續跟你辯論下去了，陳延思也就只好閉嘴。終究上下有別，他也還不到一較起勁兒就九牛拉不回的犟脾氣——實話說倘若脾氣犟到那種程度，早在當小吏的時候就被人給偷偷宰了，不可能做到侍御史之職。

啥時候可以說話，啥時候應該閉嘴，對什麼人要直言不諱，對什麼人要兜兜圈子，這點政治智慧，陳延思還是有的。

於是豎指道：“其第二失，為民屯。”

按照陳頵的意思，就應該立刻分給百姓土地，編戶齊民，開展生產。他對軍屯是支援的，對民屯卻意見多多，當下即將民屯的害處逐一道來。

裴該點頭道：“我亦知之，不過權謀耳，比及三五歲，自當盡放屯戶為國家編民。此際軍用不足，不得以而為之罷了。”

當然還有一點他沒說，那就是倘若直接任由流民返鄉，很大可能性會在短期內就變成豪門的佃客甚至於奴婢——江左方面就是最佳的例子——所以才要先用民屯圈一陣子，培養他們互助的習慣和對官府的信賴，進而再利用民屯的盤剝，去資助他們種穩分給的田地。

對於這一條，兩人根本就辯論不起來，於是熊遠便問了：“其三失為何啊？”

陳頵乃道：“其三失，大司馬行臺制度，仿效朝廷，不知因何獨無諍諫之職哪？”

裴該聞言，不禁沉吟不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