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四章、更制(第1/2頁)

祖逖自請交卸兵權，甚至於告老致仕，他這確實是真心話。

此公少懷奇志，所謀者功業也，想要靠著自己的才能和奮鬥，殺一個震撼天下、留名青史出來。其後與裴該一起擊楫渡江，先定河南，再伐河北，戎馬倥傯，匆匆八年，瞬息而過。這八年間，裴該的心思非一，且越到後來，越謀大局而親文政，祖逖則一直致力于軍事，直到今天，多少也有些感到疲累了。

尤其這半年來，先捍拒石勒於滎陽，復北渡伐羯，前恐堅城難克，後怕糧秣不繼，更擔心一旦遇挫退回，裴該將會陣前易將，實在是他平生最為焦慮的一段經歷……等到終定襄國，這口氣一洩下來，忽覺人生百年，去日無多，我就從沒有享過什麼清福啊。石勒既死，就連打仗都索然無味了——伐江南？那種肯定贏的仗有意思嗎？

話說人若權柄在手，多半暗生野心，祖士稚也不能外。但此前始終有裴該壓在他頭上——既為契交，又總朝政，外加門第還比他高，兵力比他強，根基比他厚——乃不便起妄念；其後裴該既然受禪，基本上大局已定，即便自己再想折騰也沒啥贏的期望啦。

——倘若裴該提前掛了，或者說祖某再年輕十歲，說不定契友之間，也有逐鹿中原的可能性存在呢。

故此祖逖此前在襄國慶功之宴上，才會停杯嘆息，遺憾自己恐怕再無上陣的機會了——不僅僅朝廷未必放心他再掌兵，而且自己也沒什麼仗值得打啦。只是原本考慮，河北既定，而下江南尚遙遙無期——這半年多時間從幷州到冀州，打了多少惡仗啊，國家豈能不休養生息一段時間呢——朝廷是一定會趁機改組祖家軍的；倘若自己仍在朝中，可以施加影響力，不使那些追隨自己百戰餘生的將吏被邊緣化，若然直接退休，那部下的前途就很難保障啦。

然而裴該一見面就吟詩，還說什麼“今日奏凱旋，朕為解戰袍”，祖逖誤以為天子暗生疑忌之心，這才趕緊表態——我告老還不成嗎？

不僅僅告老，而且不打算迴歸故鄉范陽遒縣，只是前往成皋相伴亡母的墳塋——成皋距離洛陽咫尺之遙，方便朝廷監視，那你總不至於再擔心了吧。

裴該見其做此等表態，才覺悟到自己說錯話……吟錯詩了，趕緊好言撫慰。隨即將祖逖等人迎入洛陽城中，即於大殿擺宴款待。翌日下詔，加祖逖上柱國（原為大將軍），並加“開國輔運忠勇功臣”號，使接替陶侃為樞密使，登堂拜相。

其實對於應該怎樣封賞祖逖的問題，他還沒回來，朝中重臣就已經多次開會討論了。主要祖士稚的職、爵，原本便已達人臣之極，為正一品元帥、大將軍，封范陽郡公，還能怎麼升啊？總不成封他個王爵吧？

好在裴該於歷代典章制度頗為熟悉——不僅僅是從前的，也包括以後的——就此抄襲唐、宋、明三代制度，搞了個“功臣號”的新花樣出來。

功臣號始於唐玄宗，賜予部分臣子“開元功臣”之號；代宗時賜“寶應功臣”；德宗因亂逃往鳳翔，乃賜扈從禁軍官兵“奉天定難元從功臣”之號……宋、明因襲。裴該模仿明制，以“開國”冠首，加四字為號，以賜祖逖。

到目前為止，有功臣號的唯祖士稚一人而已，但大家夥兒估摸著，起碼裴嶷、陶侃也是有這個資格的，就看什麼時候上號罷了——陶士行若也有擴土之功，等他凱旋就該有啦；至於裴文冀因是文職，或許得熬到退休。

無論給予武勳最高的上柱國，還是給加功臣號，這終究都是虛的，那麼實職，該怎麼給予祖逖呢？裴該跟陶侃商議，說讓祖士稚代卿掌樞省，卿為朕外鎮，謀劃攻打江南，如何啊？陶侃倒是沒啥意見，裴嶷等人卻紛紛表示反對。

主要也在於河北之戰既畢，接下來肯定要整編祖家軍，倘若由祖逖坐鎮樞省，必然趁機給予其舊將更大利益和權柄啊——利益、權柄，皆所欲爭者也，怎能拱手讓人呢？

直到祖逖凱旋，重臣們於此也還沒能爭論出個結果來。然而祖逖自請致仕，卻也難免使人誤會他有以退為進之意……於是裴該就提出了一個折中方案，終於使得樞密使之任落到了祖士稚手中。

什麼折中方案呢？那就是拆分樞密省，弱其權柄。

樞密省掌軍，而尚書省掌民，文武分置，這是從長安行臺制度轉化而來的，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乃是為了裴嶷、陶侃二相可以儘快把行臺機構直接嫁接到中朝來。

晉制，八公皆有長史，以理庶政，其於武官公或者加都督銜者更置司馬，以統籌軍事，所以裴該在長安時，才有長史、司馬之設。但若行之於中朝，則從司馬轉化而成的樞密省權柄就未免太大了，軍政、軍令一體，極易產生一個軍閥集團——就好比東條上等兵拜相後的日本那樣。

因而早有臣僚上奏，請求更制。裴該一開始並不以為意，他當初在長安設十二部，分歸長史、司馬管轄，本是為了文人不能插手軍事，而武夫不能干涉文政，文武有別而上下有序——反正任何重大決定，最終都還是要透過自己不是麼？

然而大司馬、大都督不可能世襲，天子則慣例是父死子繼的，那麼一旦將來弱勢天子踐祚，樞密省利用其對軍事的全方面管轄權，很有可能跋扈難制。況且在行臺時，人莫不希望大都督強勢，而到了中朝，情況卻正好反過來，無論文武，多望天子唯垂拱而已，對朝政只有影響力而沒有直轄權——這本來就是儒家的傳統理想。

裴該之所以還沒打算要解決這個問題，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原因：其一是正逢對羯大戰，驟然更改制度恐怕引發不必要的混亂——直接嫁接行臺制度，便也有這方面的考量——而且更需要軍政、軍令一體，一切以軍事為先；其二是樞密省獨相制度，方便天子隨時插手。他當然不會把這種傾斜性太嚴重的制度留給兒子，但自己尚在壯年，又有何懼啊？

然而既然河北戰事已畢，就理論上來說，雖然西有巴氐，南有殘晉，北有拓跋，但基本上都只能採取守勢，國家暫時可以休養生息一段時間，以待將來大戰——這是一個變更制度的好時機。二則既然陶士行有可能交卸樞相之任，而由祖士稚接替，則再讓祖逖掌握偌大權柄，就不大合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