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恬想了想,《呂氏春秋》這部典籍,可是凝聚著呂不韋的心血。或許是感受到嬴政的收權行為,呂不韋迫切的想要留下什麼東西,才敦促門客著書立說,雖然是以呂不韋的名義。

呂不韋來自東方,早年接觸過儒家、道家學說,成為秦國丞相後,又浸淫了秦國的法家、兵家思想。相比起來,呂不韋沒有儒家的迂腐,也沒有法家的激進,屬於實用主義者,這跟他商人出身的經歷有關。

整個戰國時代,或者說整個秦國的歷史,《呂氏春秋》可以說是秦國唯一的文化亮點了。

這對秦國是好事,畢竟,在文化上,秦國處於劣勢,對六國的普通民眾沒有吸引力。沒有文化上的認同,國家就沒有向心力。

可蒙恬卻不能為呂不韋說好話。

呂不韋的行為,放到山東六國,算不得什麼過錯。戰國四公子,哪一個的權勢排場,都遠遠的超過了呂不韋。可是在秦國,卻犯了秦人的忌諱。

商鞅變法以來,秦國建立了中央集權的制度,大力打壓貴族的養士之風。宣太后掌權的時候,四貴的勢力,遍佈朝廷,但即便如此,魏冉等人,也沒有大規模養士。

呂不韋組織編纂《呂氏春秋》,如果以秦國的名義還好,可他卻單單僅用了他呂不韋的名義,博得了身後的名聲,卻引發了嬴政的強烈不滿。

“丞相編纂的《春秋》,以儒家、道家的思想為主,似乎也吸納了部分法家的思想。”

快速翻閱完《呂氏春秋》的竹簡,蒙恬斟酌著語詞,給了一箇中性的評價。

別看一大堆竹簡,可讀完卻不需要花太多時間,古人的一片竹簡,上面寫不了幾個字。嬴政十分勤政,每天批閱一百二十斤竹簡,以嬴政的效率,最多兩個時辰就搞定了。

蒙恬突然想到,有人批評說,中國人自古以來就沒有批判精神,讀書都是從上往下,只知道點頭,不知道搖頭。現在看來,真他媽的站著說話不腰疼,中國的書籍,字型從上往下,只是沿用了竹簡的歷史習慣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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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丞相本是衛人,私下裡好儒道之說,投奔丞相的門客,來自齊魯之地的,大有人在。”李斯拱手說道:“其中論述法家的篇章,如果沒有斯據理力爭,那些腐儒只怕會捨棄法家的思想。”

一陣微風吹來,爐火搖曳,映照著李斯瘦削的臉龐,蒙恬心裡感到了一絲寒意。

據歷史記載,李斯信奉老鼠哲學。當年,在楚國上蔡的時候,李斯身為一界小吏,看到廁鼠與倉鼠的不同命運,發了一通深深的感慨。

“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

用後世的話來說,那就是“選擇比努力更重要”。李斯的話,記入了司馬遷的史書,可蒙恬不認為,李斯當真發過這樣的感慨。過去了那麼多年的事,太史公不可能彷彿在現場看到一般。

聯想到李斯的後來所為,傳言未必空穴來風,很可能是從李斯的身邊人流傳出來,就變了樣子。不過,可以肯定的是,李斯的權力慾望,非常強烈。

為了權勢地位,李斯奮力的攀爬,為此不斷地迎合嬴政。嬴政早年經過邯鄲的戰亂,心裡面多少留下了些許陰影,迫切的想要結束天下的戰亂,顯得過於急切。

李斯以他早年為小吏的經歷,察覺到了嬴政的心思,不顧政治的實際,提出了過於超前的施政措施。

“這麼多大臣之中,若論及法家學說,只有李斯研究得最為透徹,甚合寡人心意!”

果然,李斯對法家的扞衛,讓嬴政大為滿意。經歷過生死關頭的人,對儒家的那套仁義思想,對道家的那套避世學說,自然提不起多少興趣。

接觸秦國實際後,卜興暫時放下了在秦國復興儒學的思想。天下尚未一統,征伐亂世,即使子夏的學說,仍然與戰國實際有些格格不入。

得到嬴政的誇獎,李斯連稱惶恐,越發顯得謙卑恭敬。他心裡清楚,與他一同求學的韓非,現在正在著書立說,若論對法家思想的研究,他與韓非的距離,幾乎堪比天與地的距離。

人皆有弱點,看來李斯這個人,過於看重權勢,就是他最大的軟肋。

蒙恬琢磨著,以李斯的性格,激進的思想得不到扶蘇的認同,在趙高的勸說下,背叛了始皇帝的遺囑,也就不奇怪了。

嬴政識人用人,水平不可謂不高,可決定秦國命運的幾個人,他卻是看走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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